出獄一年，懷念香港的一年

在我被逐出我這個家園的周年紀念日，讓我反思社會運動、創傷和人生目標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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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3月23日從監獄走出來

一年前的今天，我在香港最高度設防的赤柱監獄牢房裏，被一個懲教署職員叫我收拾東西的呼喝聲弄醒。他把我帶到監獄的接待中心。他們在那裏給我早餐，並告訴我會有巴士接載我到入境署的拘留所。在我等待的時候，他們給我一大叠來自朋友、家人和陌生人的信件，這些信都從未派送到牢房給我。我坐在長凳上閱讀，忘卻了周圍的喧囂，像我一向在監獄收到信件時一樣，沉浸在每一頁之中。

我讀信的時候，一位高級懲教署官員走了過來。我以前見過他幾次。他是一個粗獷的人，但從不懷有惡意。他說﹕「你今天要走了。」我不確定這是一個問題，還是一個陳述。

我回答道﹕「是的，我要離開這裏，但還要看看我能否離開入境署的拘留所。」我知道美國領事館幫我安排了那天晚上的航班，不過我已學會了拒絕相信這個崩壞司法系統裏的任何東西。

他說﹕「你會的。」他走開了，然後停下來，轉身向着我，然後說﹕「發生在你身上的事情是不對的。祝你好運。」然後他回到了自己的辦公室。

監牢的日子就這樣完結了。雖然我有憂慮，但這一天還是頗為順利。我被帶到青山灣入境事務中心數個小時，然後到機場，在那裏我與我的伴侶短暫會面，是兩個月來的第一次。入境署的官員帶我通過安檢，並遞給我一張紙，警告我將來任何進入香港的申請都將被拒絕。

在入境署執法人員的監視下，我的伴侶在香港機場短暫會面時拍攝的照片（我顯然毫無準備）

"我可以保留這張紙嗎？"我問官員。

「不可以。」他把它收回。我並不感到驚訝，因為根本沒有法律依據禁止我入境。奇怪的是，他們竟會把如此荒謬的東西白紙黑字寫出來。

那天晚上，我登上了飛往華盛頓的航班，之後半年我再也見不到我的伴侶或狗。那禁止我入境的命令意味着我可能再也見不到我的朋友或我的城市，但我自由了——經過三年多的磨難、無數的法庭聆訊和兩次入獄，我有了新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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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到達美國，定意要做一個有使命的人。我將永遠放棄我作為大企業律師的生活，而要花時間和精力為香港和所有留在監獄的人而戰。我會為正義而努力，對抗那些為了個人利益而如此懦弱地背叛自己城市的官員。

在華盛頓的最初幾個馬不停蹄的星期裏，我每天都安排會議，對象是香港社運人士和流亡者、西方人權組織、記者、政府官員，以及任何想與我一起戰鬥的人。我現在仍然和許多最初幾周遇到的人一起工作。

但是，一旦最初的狂熱消退，逆風就出現了。我以為，通過埋頭為香港而戰，通過將過去三年的創傷轉移到我的工作中，我就可以避開任何後遺症狀。但這不是創傷的運作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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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英國港僑協會」對近期香港移民進行了一項調查，結果顯示，經歷過2019年事件和隨後的鎮壓之後，近四分之一的人都有創傷後遺症。但大多數人表示，他們默默地忍受着痛苦：只有6%的人曾經與醫生討論過心理健康問題，而只有8.7%的人表示，他們正在考慮在將來尋求心理健康治療。只有一半人表示，與最親密的家人和朋友討論心理健康事宜，會感覺自在。

換句話說，在政府鎮壓以後，數以萬計離開香港的人，正因我們共同經歷過的事而患有後遺症狀，但很少有人直接採取行動去克服創傷並尋求平安。

我們很容易作出評論，說這種方法不是很健康，又或者說如果海外的香港人專注於治癒、放手和向前看，他們會更快樂。但事情並沒有那麼簡單：對於我們許多人來說，我們不想向前看。我們堅持繼續戰鬥，是因為我們沒有向前看。如果我們找到內心的平靜，會發生什麼事？那誰來為這座城市而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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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回到美國的頭幾天，我感覺自己像一個活在自己國家的外國人。美國人會聽到我的故事，歡迎我回家。但那不是我的家——我的心仍然在香港。我選擇在香港定居，因為我在那裏找到了一種歸屬感，這是我在美國長大時從未找到的。然而，與我所有的計劃相反，我回到了一個屬於我過去的國家。

我的情況已算比許多被迫移居外國的香港人好。社運人士羅冠聰說過，為了家人的安全，他不得不完全切斷與香港家人的聯繫。這裏的朋友和同事告訴我，他們也做了同樣的事情。但我的家人都在美國。雖然我還在我出生的國家，並且很容易駕馭它的文化和怪癖，但其他社運人士在這些方面面臨着巨大的挑戰，而且這些挑戰會令他們感到非常沮喪。即使是那些英語能力強的人，也往往不知道如何駕馭他們新國家的系統和規範。

但是，我發現自己在其他方面與他們都有着相同的感受。抵達美國後不久，我開始感到倖存者的內疚，這感受是許多香港移民都曾報告過和感歎過的。正如羅冠聰所說: 「我能夠離開香港，而他們卻不能。」我們這個運動中的大多數人都有朋友仍在監獄裏，或者等待審判，但我們卻離開了他們。我們很難避免不斷去想着他們，並且在他們仍然不安全之際，因着我們現在的安全而感到內疚。作為一名社運人士，我經常為工作不夠效率，休息太多，甚至旅行一兩天而感到內疚，因為我知道我關心的人仍然在香港依靠我繼續戰鬥。

但是，如果沒有休息，沒有與工作有一些隔離，就會很容易變得疲憊。我們的工作在情感上是沉重的。這樣的工作，即使與個人不相關，也會覺得沉重，但我們這種個人的聯繫——例如讀到最新關於逮捕的新聞或閱讀有關香港的新報告時，腦中所出現那些被囚禁朋友的面孔和聲音——有時是會令人難堪得無法忍受。

有時，內心的激盪會達到崩潰的邊緣。我會對我關心的人大發雷霆，又或者與朋友和家人疏遠。我現在嘗試學習去察覺這一點何時臨近，與內疚鬥爭和讓自己休息一下，原諒自己的失敗，並與親人和友人談論。有時它們會有效。

我很慶幸能在美國找到香港人的朋友，我非常重視他們。我與他們建立了一種聯繫，是難以與其他人複製的——不是因為共同的語言，而是為着我們不能立足的地方和我們不能相見的朋友所產生的一種共同渴望。對於香港人來說，實在沒有必要解釋或證明在這裏感到格格不入，也沒有必要為香港發生的事情和那些仍然在那裏的人感到難過。大家都是心裏明白。

有時，我在香港朋友和同事身上看到同樣的情感掙扎。看到這些情景令我感到痛苦，但它同時是一個令人釋懷的提醒﹕我遠非唯一一個有這種感覺的人。我們真的應該更多地談論這些事情。

也許放手會讓生活過得好一點，也許擁抱華盛頓作為我的新家園會是理智上最穩妥的事，但我不想冒上任何風險，令我失去為香港未來奮鬥的意志。我不想放棄，所以我堅持着，讓自己每天早上讀到香港頭版新聞出現任何新的噩夢時感到痛苦和憤怒。每當西方富豪把錢扔到香港，像是數以千計的政治犯並不存在的時候，我就會向牆壁大叫。每當我看到朋友和親人，在我非常想念的城市，在網上談及他們的生活時，我都會感到渴望。

有時我很想放下一切去環遊世界，在有需要時做一些無什麼重大責任的網上諮詢工作賺錢，過一些生活無憂的日子。但我知道，如果我這樣做了，我就會失去比無憂生活更有價值的東西：這場鬥爭給予我的人生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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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面臨挑戰，但我仍為今年所做的事情感到自豪，這些事情有時是獨自一人進行，但更多時候是與其他社運人士一起。我們的勝利總是很小的，但解放香港是一個漫長而艱難的過程，需要一步步前進。但我們確實取得了勝利，而進展的基石正在慢慢地被擺放好。

我最引以為傲的幾件事是：與其他駐美國的香港團體合作，建立更好的協調機制，以便我們能夠處理更複雜的倡議工作；有幾次行動，成功對香港政府在美國的協作者施壓；與政策制定者對話，並就我們的政治犯向國會委員會作證，同時敦促對侵權官員實施更多制裁和其他後果；也許最重要的是，繼續在Substack寫作，與你們所有人互動，並繼續建立我們的網上社群。

我今年最大的失敗，就是記錄低我在司法系統和監獄中個人經歷的工作，進展得十分緩慢。一年前，我訂下的首要任務是要寫一本書，內容關於我在這磨難中的經歷。我之前詳細記錄了這一切事情，並預計到當有一日香港要被迫服從時，我們這些現場的個人記錄會對我們將來的鬥爭很重要。我還為這個Substack計劃了一系列的文章，內容關於我在法庭和監獄的經歷。在監獄裏，我在封鎖期間已勾勒出那些文章的初稿，等待有一天我可以發表它們。

但在這一年裏，我只為這本書寫了六個章節，講述了從 2019 年 12 月我被捕到保釋時的三天，而我只在這裏發表了一篇關於我在司法系統中所經歷的文章——那是我在 2022 年 2 月至 3 月期間目睹的那些像噩夢般的系統性崩潰。但寫下以上兩次經歷都對我造成了巨大的精神傷害。

不要誤會我的意思：在很多方面，面對這些記憶是一種治癒，而寫作對我來說一直有治療功效。但在寫作的那段時間，我很難想到其他事情。我的生活被擱置了，因為我所有的情感能量都集中在回憶起那些痛苦的片段上。所以，要寫這樣的東西，我必須留出幾天甚至幾周的時間，讓我把所有注意力和精力都集中在那裏。但是香港的倡議工作有這麼多，這是很難做到的。

然而，我仍然認為在尚記得清楚的時候記錄低這些事件是非常重要的，而寫這本書仍然是我今年的首要目標。我希望在夏天的時候把其他所有事情放在一邊，用幾周的時間專注於這工作。我也會四處尋找代理人和出版商，因為我認為有那些人在旁——並給我壓力去優先寫這本書並依時交付稿件——將有助我完成這件事。你們都可以繼續煩住我，直到我完成它：不要讓我逃脫這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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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以前作為大企業的律師有時都會有壓力，但很少讓人不勝負荷。相比之下，我現在所做的工作是帶有感情的，而且往往是痛苦的，有時甚至會測試我的心靈和腦袋所能處理的極限。但它為我的生活增添了的意義和目的卻是無價的。我每天醒來都知道，儘管困難重重，但我正為我所愛的人們和城市，與我欽佩的同事一起，做我真心關注的工作。

即使發生了這一切，我也不後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