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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與其他四位香港支持人權的人士發表了一篇評論文章，呼籲取消將於11月舉行的全球盛事——「香港同樂運動會」(Gay Games Hong Kong 或 GGHK)。您可以在Vox Media的OutSports閱讀​整篇評論文章。

香港於2017年獲得運動會的主辦權，當時還未發生2019年的示威活動和訂立2020年的國家安全法。但自發生這些事以後，為了繼續舉辦運動會，GGHK的主辦團隊卻犧牲了運動會的核心原則，即包容性​和人權：

我們認為，GGHK主辦團隊背叛了同樂運動會的價值觀和原則。同樂運動會旨在宣揚包容和促進人權。​​相反，他們與親威權人物同一陣線，而這些人物有參與對香港市民的廣泛迫害。因此，他們向運動會的潛在參與者提供了危險的誤導資訊。如果他們真的參加了運動會，就會影響他們的安全。

去年，主辦團隊舉辦了一場晚會，以表彰支持威權主義的高級官員葉劉淑儀和親北京商人盛智文。眾所周知，葉劉淑儀在擔任保安局局長時，是國家安全法最早版本的設計師，並經常發表言論支持政治鎮壓和監禁反對派人士。她還經常為中國的維吾爾族人集中營辯護。

此外，運動會面向公眾的大部分工作由公關主管David Ko處理，他是GGHK團隊的行銷和公共關係總​監。我們的評論文章寫道：

David Ko是一位經常發表言論的反民主倡議者、集中營否認者，也是政府鎮壓香港人的狂熱支持者。​他曾表示，他喜歡像中國這樣的獨裁政權，因為他認為他們根據「功績」任命官員，而民主國家則不然。至於維吾爾族人的集中營，David Ko甚至比葉劉淑儀更過份，稱它為「被揭穿的神話」。

With friends like these, it’s no wonder the Games have failed to live up to their principles.

更重要的是，主辦團隊投向威權主義，將會使到運動員處於危險之中。

沒有人，包括官員自己，會知道什麼是合法，和什麼是非法。這是故意的，因為在這情況下，如果在政治上對北京有利的話，他們就可以下令逮捕和無限期拘留幾乎任何人。政府當局無疑會視運動會為政治活動，而《國家安全法》的模糊性意味著北京可以決定完全無視該活動，或下令以煽動叛亂或顛覆罪逮捕參與者——在運動會舉行之前，根本無人會知道它將選擇哪個方向。

即使撇開運動會本身的政治性不談，曾經批評中國的人士如果參加運動會，也有被捕的風險。出於安全原因，整個台灣隊已經退出了比賽，而任何過去曾批評香港或中國政府的運動員都不能參加，因為他們有可能因煽動叛亂或違反國安法而被捕。

運動會應該被取消，而這樣做並非想像中那麼困難。

由於今年的運動會會在瓜達拉哈拉舉辦一些賽事，而香港運動會的報名人數仍然相對較少，因此取消香港的運動會，而改在墨西哥舉辦所有賽事，將會造成最小的干擾。除非運動會的新口號是「權利屬於我，但不是屬於你」，否則我們強烈敦促他們這樣做。

我鼓勵你去閱讀和分享在OutSports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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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我就郭偉健法官撰寫的文章系列第二部分。您可以以英文或中文閱讀第一部分。

上個月，我寫了一篇關於區域法院法官郭偉健的文章，講述他從被貶的身份和半停職的狀態到被任命成為國家安全法指定法官的旅程。在這篇文章中，我會深入看一看他自任命後如何裁決國家安全案件。我的分析旨在使讀者更清楚地瞭解北京精心挑選的國安法指定法官如何在國家安全案件的訴訟中公然操弄法律、證據和被告的權利。郭偉健在法官席上的行為暴露了這個制度的狀況⁠——⁠法官、主控官和警方似乎都是在演戲而不是審訊，而這些演出都是為了達到一個目的：定罪​和監禁。

作為國安法指定法官，郭偉健法官已對涉及15名被告的四宗案件作出了裁決，其中兩宗涉及煽動罪，另外兩宗涉及顛覆罪。他審理的其中一宗案件，被告被指撰寫關於狼和羊的「煽動性」兒童書籍，他並在三宗被告認罪的案件中判刑（在一個很少人有希望獲得公平審訊的系統中，認罪是很常見的）。郭把15名被告全部判處監禁或少年拘留。

郭目前正在審理立場新聞及其前主編的煽動罪案件。預計在未來幾周，他將會作出裁決和量刑。結果相信不難估計。

本文將側重郭官在法官席上的過份行為，但他的行徑並非獨一無二；它們越來越成為香港法院的常態。然而，與他一些同僚不同，郭官似乎特別不能掩飾他個人的觀點和偏見。這一特質導致他在2020年被停職，並使他成為香港司法機構被極端反自由主義觀點滲透的最佳研究對象。

郭官最出名的是他在法官席上的政治言論，這些言論通常都與案件無關。然而，除此之外，他還使用各種方法來操弄事實、法律和法庭程序，使被告處於不利地位。在他的判決中有幾個共同主題：

• 在沒有證據的情況下暗示暴力意圖：香港的國家安全案件很少涉及暴力，但郭官經常從非暴力行為中推斷出暴力意圖。在兩個不同的案件中，他斷定被告一定有暴力意圖，因為他們的政治目標遭到北京反對。在郭眼中，實現這些目標的唯一途徑是暴力，而非遊說。

• 濫用證據的規則：在幾宗案件中，郭官濫用了稱為「司法認知」的證據原則，在沒有任何證據的情況下作出結論。他還一再允許控方使用從未提供給辯方的證據。

• 無視法律和證據而作出更嚴厲的判刑：在量刑時，郭慣常地誇大被告的行為，以增長刑期和駁回減刑因素。在一個特別明目張膽的例子，郭雖然確定最低刑期不是強制性的，但卻判處強制性最低刑期，變相把控罪改成另一種罪行。

郭官可能特別無能，不善掩飾自己的所作所為，但其他法官也採用了同樣的策略。例如，在我自己的案件，和正在進行的香港民主派初選案，許多相同的策略也有被使用。

郭對言語治療師總工會案件的不當審理

郭官最引人注目的國家安全案件（除了尚未完成的《立場新聞》審訊）是香港言語治療師總工會五名成員的煽動罪審訊。他們被控通過出版一系列以狼（據說代表香港警方）和羊（據說代表香港人）為主角的兒童圖書，引起對政府的「憎恨和蔑視」。該案件在本地和國際都引起了極大的關注。

在香港，殖民時代留下來的煽動罪是具爭議性的。它不須要證明暴力行為，便可將任何引起對政府的「憎恨或蔑視」、在香港民間引起「不滿或離叛」，或引起或加深香港不同階層居民間的「惡感或敵意」的行為、言論或刊物定為刑事犯罪。這是一條極為寬闊和模糊的法例，由當時正在尋求壓制政治異見的英國殖民政府所設計。在20世紀後半葉英國自由化後，該法例便不再被使用。但自2019年抗議活動以後，另一個統治這座城市的遙遠政權⁠——⁠北京，又重新使用它。

《基本法》和香港的國際條約義務都保障言論自由，煽動罪的法律條文顯然與它們不相容。但這並沒有阻止香港法院配合政府的行動。經過五天的審訊，郭官判定五名被告全部罪名成立。

在整個審訊過程中，郭官公然操弄法律和證據的行徑，以及他的政治化言論，都引起了人們的注意。

在他的《裁決理由》中，郭同意辯方的觀點，即兒童讀物「只是一個寓言，教導一些普遍受尊重的價值」，因為它們實際上並沒有將羊或狼歸類為真正的社會成員。儘管如此，他宣稱這些書的「最大問題」是「在講完故事之後，孩子們會被告知這個故事是真實的。他們會被告知，他們事實上是羊，而試圖傷害他們的狼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香港政府。」換句話說，這些被告犯了煽動罪，不是因為因為書的內容，而是因為其他人可能會演繹這些書的內容。

還有，在處理案件的事實時，郭官公然濫用了「司法認知」這法律原則，以在沒有證據支持的情況下得出結論。通常，在審訊中，每個事實都必須有證據支持。律師不能隨心所欲地爭論；他們必須出示文件、影片、證人供詞，或其他證據去支持每個說法。

但司法認知不在這規則之內。它允許法官或陪審團在沒有引入證據的情況下使用屬「常識」的事實，但前提是它須是人所共知和無可爭辯的事實。

司法認知經常被使用，但規則極其狹窄。一個常見的例子是日期：例如，香港的主權於1997年7月1日從倫敦移交至北京，是一個無可爭辯的一般事實。如果這事實與案件有關，當事人就不需要就這事實提供證據。

相反，政治事件中有爭議的事實是不適合被司法認知的。「2019年香港發生政治示威」或許可以被視為司法上的認知，但「2019年6月12日立法會大樓內的集會是暴亂」則不能，因為這是一個有爭議的說法。

然而，郭官決定對很多有爭議的事實作出司法認知。他將2019年部份集會形容為「非法」。他指控示威者進行「街頭宣傳、網路欺凌、起底、...破壞公物、私刑、刑事毁壞、癱瘓公共交通等。」他聲稱立法會「被示威者圍困」。他特別將2019年10月1日和4日的兩宗事件描述為「暴亂」。與此同時，他沒有提到警方普遍使用暴力，或北京支持者對示威者的暴力行為，雖然郭本人曾審理過一宗涉及一名男子刺傷三名示威者的案件（見本系列第一部分）。

對這些極具爭議的事實使用司法認知顯然是對原則的濫用。這讓郭得出結論，警方和政府有不當行為(兒童讀物中以「狼」為代表)這一個說法是錯誤的，而他不必證明這一點。這樣，他就繞過了刑事審訊程序中最基本的規則：控方必須用證據證明其指控。

郭的決定所產生的問題並不止於此。從《裁決理由》再看下去，郭對示威運動發表了長篇的政治演說。他在沒有證據的情況下聲稱，「可以肯定地說，有超過數萬」的香港人參與了「暴亂活動」。儘管在示威活動中很少聲音說要獨立，他聲稱「這些人」不承認北京對香港的主權，並說示威者「不支持『一國兩制』的政策」。對郭來說，所有這些宣稱，都顯示「香港特區迫切需要維護國家安全，以防止任何規模的騷亂和內亂再次發生。」

郭在宣布裁決時的政治化言論引起了人們的注意，但這其實只是熱身。三天之後，法院又重新開庭，進行求情和量刑的程序。

通常，在這些受到操弄的政治案件，求情是被告為自己的原則辯護的唯一真正機會⁠——⁠就算對象​不是法庭，也要向公眾交待。被告要發表自己的求情陳詞，就必須首先解聘他們的律師，變成無律師代表。五名被告中，楊逸意和黎雯齡兩人就決定這樣做。

楊首先求情。她說：「與其說是審理席前五人有否「散播謠言」煽動行徑，毋寧說是一種對於「正確」歷史觀的審判。」。她把審訊過程比作羅馬審判伽利略的日心說，或者雅典審判蘇格拉底對哲學的看法。她續指：「三本繪本有否真誠反映香港的社會情緒、貼切記錄民間角度的歷史觀點，還是散播謠言，只有人心才能夠審判。」。

但陳詞說到一半，郭官便打斷了她。他警告說，她的陳詞「再講落去就政治宣言啦喎」。公眾席上有人發出咕嚕聲，表示難以置信。他們大多數人在幾天前才聽過郭發表自己的政治演說。

楊隨後引用馬丁路德金的話："A riot is the language of the unheard." (「騷亂是不被聆聽的人​的語言」)。她將自己和其他被告置於「無數反抗者同樣曾因法律之名被收監、刑罰，甚至處死。」 她接著說：

「這是我們理應承擔的道德責任。而這才是出版繪本的意圖⁠——⁠指出故事裏的羊所作的是正當的​。與其說繪本是煽惑所謂直接或間接的暴力或仇恨，不如說是要制止暴力⁠——⁠制度的暴力。」

然後，郭再次打斷她，警告她不要越過「政治」界線。楊堅持。她在陳詞結束時勇敢地加倍強調自己的原則：

「我並沒有為自己的選擇感到後悔，亦希望自己能從一而終地站在羊的一方。唯一後悔的是沒有來得及於被捕前出版更多繪本，以及對繪本的質素更執著。」

第二被告黎雯齡隨後站起來開始陳詞：

「總結成個審訊，係一個問題：“How Free is Freedom of Speech?”一方面指有幾自由，即有​冇界限；另一方面係指係咪免費，即講完洗唔洗付出代價......有限制嘅自由仲係咪自由呢？控方甚至引用一啲恐怖分子嘅極端例子去證明言論自由須有限制......」

很快地，郭就打斷了她，這次更用力。他反對說，她的陳詞相當於「政治宣言」，這是他不會允許的。

她被禁止發表她唯一想講的說話——她唯一的機會去表達自己的觀點⁠——⁠她坐了下來。（後來，​她發布了陳詞的全文。)

在他後來的《判刑理由》中，郭解釋了他的決定，稱黎雯齡的「陳詞是政治性的，故此是不允許的。」

這些陳詞與案件有直接關係⁠——⁠畢竟，這是一個關於政治刊物及其意圖的案件。然而，郭隨後的​虛偽，真正凸顯了他打斷這些陳詞的舉動是多麼的過份。就在求情陳詞停止後，郭本人又開始讀他著名的政治演說。我在下面全文轉載（《判刑理由》文字版第36-⁠39段），因為真正值得一讀​。讀後我們才可瞭解到它是多麼的神經錯亂，與擺在他面前的法律問題毫無關係：

“被告，你們很快就要離開拘留所了，但我的問題是：你們什麼時候離開你們思想的監獄？你或你們中的一些人曾說過，圖書旨在真實記錄事件，以免事實被忘記，並且必須保留事實，以防止當局通過預期的愛國主義教育對兒童進行「洗腦」。但是，如果你們還沒有反省的話，請允許我恭敬地請你們所有人思考以下幾點。

你真的把事件的真實記錄放在你的圖書裏面嗎？毫無疑問，書中的羊村指的是香港，而狼村是指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庭不需要從證據中得出這個推論，因為你在第一冊時間軸那一頁已經說過了。如果是這樣，你真的把真相擺在孩子面前了嗎？你能解釋一下為什麼你沒有告訴孩子們，羊村（即香港）實際上是狼（即中華人民共和國）擁有的土地的一部分，而這片土地是通過牧羊人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軍事入侵從狼手上奪走嗎？你為什麼不告訴書中的孩子們，牧羊人離開村莊的原因？你為什麼不告訴孩子們，牧羊人必須把羊村還給狼，因為他們再沒有任何權利管有它？當你把真正的原因藏在地毯底下，向孩子們隱瞞，就像第一冊第7頁那樣，簡單地告訴他們「有一天，牧羊人突然離開了」，以避免告訴孩子們，中華人民共和國正在取回本來就不應該從她手上拿走的東西，你這樣真的誠實嗎？是你無法在這方面告訴孩子們真相，還是你沒有任何道德高地可以進一步向孩子們講述你的故事，和/或你無法在孩子們心中灌輸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恐懼和仇恨？

再者，你說不希望當局「給孩子洗腦」，那你為什麼有權給他們洗腦呢？根據證據，你們當中有一個人曾說孩子就像白紙，而你們這些人必須首先採取行動。當然，你可能會爭辯說，教育都是一種洗腦，但如果這是你的理由，作為一名教師，你為什麼不把所有的基本事實都放在孩子們面前，而是對他們隱瞞呢？在歐洲，沒有人可以在行使言論自由時否認屠殺猶太人的事實。那麼，為什麼你在香港特區有權否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對香港特區擁有無可爭議的主權，和香港特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並將這種思想灌輸到孩子的頭腦中，而這些孩子其實是應該被教導熱愛他的國家和故鄉的？

當然，我沒有甚麼資格教你。但是，你們的想法導致你們出版這些書。如果你堅持你們的想法，你只是把自己關在思想的監獄裏。你不能否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和香港特區之間的關係。這是法律立場。這是國際公認的立場。這是歷史立場。無論你如何看待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政府和香港特區政府，你說香港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分開的，在道德上也是錯誤的。例如，如果你對另一個人（比如小偷）有不好的印象，並且你毫不懷疑你的印象代表了真相，這是否賦予你拿走他的財產的權利？正如我所說，我沒有甚麼資格教你。律師說，你們是精英中的精英。你們是聰明人，你們可以自己決定自己的想法。 我已經離了題，現在將回到量刑。

郭剛剛以過於「政治化」的理由，阻止一名被告行使發言權，為自己辯護，現在他便發表了一篇聽起來更像是激進政客的演詞，而不像法官判刑。”

對法官來說，郭的演說毫無疑問是不合適的。傳媒廣泛報導了這一事件，但與2020年郭的不當行為相比，公眾憤怒相對溫和。在公眾心目中，一個法官發表長篇政治論述，已不再威脅司法機構的公信力，因為司法機構已沒有公信力可言了。

傳單派發者

在郭官審理的另外三宗國家安全案件中，被告都認了罪，以求至少獲得減刑。第一宗案件是郭於2022年1月判刑的。一名十幾歲的男孩和一名成年女子承認煽動罪。他們的罪行是非暴力的，涉及在各區擺放一些業餘質素的傳單，內容是支持共和主義和建立香港民兵。除了在各區擺放文書外，沒有證據顯示被告採取了任何行動來推動他們的政治目標。

即使是判刑這麼簡單的事，郭的裁決也充斥着法律問題。郭把這名少年送往更生中心（沒有期限的少年拘留），並把該女子判監13.5個月。在判刑前，郭再次在司法上認知「在《國安法》制定之前，擾亂社會秩序的事情和暴亂頻生，但在《香港國安法》於2020年6月30日晚上11時生效後，此類擾亂社會秩序的事情和暴亂已被鎮壓。」這是對司法認知機制的又一次濫用，因為郭的結論不僅有爭議，而且在客觀上是錯誤的：新冠疫症大流行，加上寒冷的天氣和疲勞感，導致示威活動在《國安法》生效前數個月就結束了。

郭還誤用了煽動法例。《刑事罪行條例》第9條的煽動條例是一條壓制性的法例，但它明確豁免主張修改香港法律的言論。然而，郭沒有提到法例對這類言論的保障。相反，他聲稱呼籲建立共和政制和香港民兵肯定是暴力叛亂的呼籲⁠——⁠不是因為被告實際上呼籲任何此類暴力，而是因為​北京「永遠不會允許這種變化發生」。換言之，郭的立場是，香港人只有在已經得到政府支持的情況下才能主張修改法律；其他都屬煽動性的。

在聆訊時，被告律師表示，從案例可見，在包括香港在內的普通法國家，煽動罪的正常處罰是罰款和緩刑。但郭似乎決心要監禁被告，拒絕了這些先例。相反，他提到了1967年香港反殖動亂的一小部分案件。當時，數十人因暴力事件而喪生。在一宗涉及擺放傳單的非暴力案件援引這些案例，在法律上是毫無道理可言的，但郭卻利用這些案例作為判處兩名被告監禁的理據。

在這案件，郭主張對煽動條例作寬闊而激進的解讀。一個經常聲稱北京不是殖民政權的法官，卻擁護一條長期以來被視為用以鎮壓香港的殖民地法律，真是一件諷刺的事。

賢學思政

郭官下一宗國家安全案件是賢學思政四名學生領袖的串謀顛覆國家政權案。他於2022年10月審理該案。賢學思政是一個社運組織，在2020年和2021年擺設了幾個街站，呼籲發展民主和建立香港獨特的文化身份。

四名被告均認罪。在法庭聽取辯護律師的減刑求情後，郭官判處三名成年人30至36個月監禁，而未成年的黃沅琳則被判入教導所不超過三年，進行「職業培訓」。

在減刑求情的聆訊中，郭設法延長刑期。他拒絕了該組織召集人、21歲的王逸戰的減刑求情，因為郭說，王逸戰最近的Facebook帖文「呼籲採取行動」。王逸戰呼籲的所謂危險行動是告訴人們「好好呼吸，好好思考，好好活着」。

一個月後，郭重新開庭，並發布了他的《判刑理由》。郭用了他慣常使用的方法，即不斷質疑別人的主觀經驗和發表政治論述。他特別指出，這些罪行「非常嚴重」，因為被告「認為政權應該歸於『香港人』或他們所稱的『香港民族』，但是，自古以來，香港是中國的一部分，香港人是屬於中華民族。」與之前的案件一樣，郭扭曲了有關政治立場⁠——⁠在這案件，這立場扭曲成香港​人應該被視為一個與中國大陸人不同和自治的民族⁠——⁠並宣稱這立場是顛覆性的，但除了他不同​意這立場外，他沒有提供任何理由。

在減刑求情時，辯護律師指出，被告從未宣揚分裂主義或革命，而是一直在主張改變政府政策。在判刑時，郭拒絕了這一說法。作為證據支持，他列舉了被告的一些行為，並聲稱這些行為相當於宣揚「分裂主義」。這些行為包括：

• 黃聲稱，中國施加壓力要求香港採用普通話和文化，造成了香港的「文化侵蝕」。郭說這是分裂主義，因為黃有意「製造恐慌」。

• 郭說，銘記和支持十二港人⁠——⁠一群想逃亡到台灣但被截獲的示威者⁠——⁠是分裂主義。「他​們以銘念十二港人為議題，目的就是試圖令人相信這十二港人是被政府打壓的受害者，而不是逃避刑事審訊的逃犯。」

• 也許最荒謬的是，郭說被告是分離主義者，因為他們「無視防疫的需要」。

賢學思政同時也鼓勵健康生活和自律，包括建議香港人學習武術，以促進自我控制和健康。郭歪曲了這一說法，聲稱被告鼓勵人們學習武術，一定是計劃對中國開戰。

如果郭認為武術可以打敗解放軍，那麼他就可能看了太多功夫電影了。

光城者

郭最近期結案的案件，是對本土派青年團體「光城者」成員的判刑。七名被告均承認串謀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郭分別在兩次聆訊中判刑。第一次是在2022年10月賢學思政判刑幾天前，他判處了五名青少年被告羈留於培訓中心不超過三年。2023年2月，他判處了兩名成年人監禁五年。

控方指控被告經營街站並分發材料，呼籲他人做好抗爭準備。他們從未被指控實際使用任何暴力，購買或搜羅槍支或其他武器，或採取任何言語以外的行動，也沒有任何證據證明他們實際上煽動了任何人採納他們的想法。相反，被告一直表示「現在不是革命時候」。

儘管如此，郭在判刑時宣稱他們的行為是「嚴重」的串謀。郭為這一定論所引用的古怪原因包括：

• 部分被告的家中有玩具槍。

• 被告可能已說服其他人變得暴力，儘管正如郭所承認，沒有這樣的證據提出來。

• 被告宣佈「現在不是革命時候」實際上增加了罪行的嚴重性，因為「這顯示他們會持續地進行煽動的行為。」

• 被告所謂的暴力計劃是告訴其他人「修文習武」。

• 香港人應會接受分裂國家的呼籲，因為他們「仍然在國際足球比賽中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發出噓聲」。

顯然，郭官決心要認定此案涉及「嚴重」串謀。但是，原因是甚麼？

《國家安全法》規定，「嚴重」顛覆罪案件的最低刑期為五年。因此，如果這是一宗直接的顛覆案件，郭就可以利用這一論據來增加刑期。但這是一宗串謀煽動顛覆案件。串謀案件屬於本地訂立的《刑事罪行條例》，不是《香港國安法》。因此，《香港國安法》對「嚴重」案件的強制性最低刑期並不適用。

郭承認，被告人不受強制性最低刑期的限制。但他隨後提出了一個冗長而荒謬的論點，說明為什麼他可以選擇應用強制性最低刑期。而這正是他所做的。

被判入獄一個月以上的香港被告，在訴訟程序的最早階段認罪，幾乎總可以得到1/3的刑期扣減。在本案，兩名成年被告的量刑起點為6年和5.5年，將分別判處4年和3.6年監禁。

但郭否決他們獲得刑期扣減⁠——⁠不是因為他必須這樣做，不是因為這是法律規定，而只是因為他​喜歡。

郭聲稱，違反香港法律的這一基本原則是合理的，因為控方本可以根據《香港國安法》指控被告顛覆罪。但控方沒有指控他們顛覆；如果他們這樣做，他們將不得不提供更多的證據來確定他們有罪。被告承認串謀罪，但可能不會承認顛覆罪。

這一決定對法治有嚴重損害。郭根據了他們沒有被控的罪行來對這些被告進行判刑。

情況繼續下去...

自去年10月起，郭官一直在審理前《立場新聞》總編輯鍾沛權和林紹桐那一宗受到廣泛關注的煽動案。鍾艱苦地作證了36天，揭露了主控官伍淑娟是一個充滿意識形態的人，並雄辯滔滔地捍衛了媒體發表不同意見的權利。結案陳詞定於6月進行。

在任何正常的法庭上，人們對無罪釋放的期望都會很高。但這不是一個正常的法庭⁠——⁠這是郭偉​健的法庭。在郭的審理下，定罪和判重刑幾乎是肯定的。

在整個審訊過程中，控方提供了大量證據，而這些證據在審訊前都從未提供給辯方⁠——⁠正常情況​下，這種不當行為將成為停止訴訟的理由。郭不僅拒絕停止審訊，反而允許控方使用那些材料盤問鍾和林。

對於那些仍然懷疑審訊將會有甚麼結果的人，鍾最後一天作證的經歷應該可以消除那些疑竇。當主控官伍淑娟完成盤問後，郭官也提出了自己的問題。郭引用了記者區家麟在《立場新聞》寫的評論，而該評論從未被控辯雙方引入成為證據⁠——⁠這是對證據規則的又一次濫用。然後，他指出​構成案件關鍵證據的17篇評論是「假新聞」，而不是評論。當然，鍾否定了郭的定性⁠——⁠但這​對郭最終必然會做的定罪決定影響不大。

現在不僅是郭官在拆毁自由和公平審訊的制度。是的，郭很容易被點名，但那是因為他似乎缺乏聰明和自制力，無法用法院低調的程序語言來實踐他的違法行為。許多其他法官都是同樣極端，同樣願意無視法律和事實以求定罪。他們只是在大多數情況下更善於掩飾。

香港保安局局長鄧炳強是一個像卡通一樣的奸角。他最近讚揚國家安全案件的「100%定罪率」。當然，100%的定罪率並不是鄧炳強所認為的健康制度標記，但它突顯了他們的真正目標：對香港政府及其精心挑選的國安法指定法官來說，國安法本是應該要使法院變得無關緊要。這些法官不應該質疑政府的立場；他們只應該執行它。

郭官和他的法官同僚是專制制度下的公務員，僅此而已。它們不是對系統的獨立制衡；他們是執行北京意志的官員。媒體⁠——⁠和世界⁠——⁠不應再當他們是這個身份以外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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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前的今天，我在香港最高度設防的赤柱監獄牢房裏，被一個懲教署職員叫我收拾東西的呼喝聲弄醒。他把我帶到監獄的接待中心。他們在那裏給我早餐，並告訴我會有巴士接載我到入境署的拘留所。在我等待的時候，他們給我一大叠來自朋友、家人和陌生人的信件，這些信都從未派送到牢房給我。我坐在長凳上閱讀，忘卻了周圍的喧囂，像我一向在監獄收到信件時一樣，沉浸在每一頁之中。

我讀信的時候，一位高級懲教署官員走了過來。我以前見過他幾次。他是一個粗獷的人，但從不懷有惡意。他說﹕「你今天要走了。」我不確定這是一個問題，還是一個陳述。

我回答道﹕「是的，我要離開這裏，但還要看看我能否離開入境署的拘留所。」我知道美國領事館幫我安排了那天晚上的航班，不過我已學會了拒絕相信這個崩壞司法系統裏的任何東西。

他說﹕「你會的。」他走開了，然後停下來，轉身向着我，然後說﹕「發生在你身上的事情是不對的。祝你好運。」然後他回到了自己的辦公室。

監牢的日子就這樣完結了。雖然我有憂慮，但這一天還是頗為順利。我被帶到青山灣入境事務中心數個小時，然後到機場，在那裏我與我的伴侶短暫會面，是兩個月來的第一次。入境署的官員帶我通過安檢，並遞給我一張紙，警告我將來任何進入香港的申請都將被拒絕。

"我可以保留這張紙嗎？"我問官員。

「不可以。」他把它收回。我並不感到驚訝，因為根本沒有法律依據禁止我入境。奇怪的是，他們竟會把如此荒謬的東西白紙黑字寫出來。

那天晚上，我登上了飛往華盛頓的航班，之後半年我再也見不到我的伴侶或狗。那禁止我入境的命令意味着我可能再也見不到我的朋友或我的城市，但我自由了——經過三年多的磨難、無數的法庭聆訊和兩次入獄，我有了新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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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到達美國，定意要做一個有使命的人。我將永遠放棄我作為大企業律師的生活，而要花時間和精力為香港和所有留在監獄的人而戰。我會為正義而努力，對抗那些為了個人利益而如此懦弱地背叛自己城市的官員。

在華盛頓的最初幾個馬不停蹄的星期裏，我每天都安排會議，對象是香港社運人士和流亡者、西方人權組織、記者、政府官員，以及任何想與我一起戰鬥的人。我現在仍然和許多最初幾周遇到的人一起工作。

但是，一旦最初的狂熱消退，逆風就出現了。我以為，通過埋頭為香港而戰，通過將過去三年的創傷轉移到我的工作中，我就可以避開任何後遺症狀。但這不是創傷的運作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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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英國港僑協會」對近期香港移民進行了一項調查，結果顯示，經歷過2019年事件和隨後的鎮壓之後，近四分之一的人都有創傷後遺症。但大多數人表示，他們默默地忍受着痛苦：只有6%的人曾經與醫生討論過心理健康問題，而只有8.7%的人表示，他們正在考慮在將來尋求心理健康治療。只有一半人表示，與最親密的家人和朋友討論心理健康事宜，會感覺自在。

換句話說，在政府鎮壓以後，數以萬計離開香港的人，正因我們共同經歷過的事而患有後遺症狀，但很少有人直接採取行動去克服創傷並尋求平安。

我們很容易作出評論，說這種方法不是很健康，又或者說如果海外的香港人專注於治癒、放手和向前看，他們會更快樂。但事情並沒有那麼簡單：對於我們許多人來說，我們不想向前看。我們堅持繼續戰鬥，是因為我們沒有向前看。如果我們找到內心的平靜，會發生什麼事？那誰來為這座城市而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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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回到美國的頭幾天，我感覺自己像一個活在自己國家的外國人。美國人會聽到我的故事，歡迎我回家。但那不是我的家——我的心仍然在香港。我選擇在香港定居，因為我在那裏找到了一種歸屬感，這是我在美國長大時從未找到的。然而，與我所有的計劃相反，我回到了一個屬於我過去的國家。

我的情況已算比許多被迫移居外國的香港人好。社運人士羅冠聰說過，為了家人的安全，他不得不完全切斷與香港家人的聯繫。這裏的朋友和同事告訴我，他們也做了同樣的事情。但我的家人都在美國。雖然我還在我出生的國家，並且很容易駕馭它的文化和怪癖，但其他社運人士在這些方面面臨着巨大的挑戰，而且這些挑戰會令他們感到非常沮喪。即使是那些英語能力強的人，也往往不知道如何駕馭他們新國家的系統和規範。

但是，我發現自己在其他方面與他們都有着相同的感受。抵達美國後不久，我開始感到倖存者的內疚，這感受是許多香港移民都曾報告過和感歎過的。正如羅冠聰所說: 「我能夠離開香港，而他們卻不能。」我們這個運動中的大多數人都有朋友仍在監獄裏，或者等待審判，但我們卻離開了他們。我們很難避免不斷去想着他們，並且在他們仍然不安全之際，因着我們現在的安全而感到內疚。作為一名社運人士，我經常為工作不夠效率，休息太多，甚至旅行一兩天而感到內疚，因為我知道我關心的人仍然在香港依靠我繼續戰鬥。

但是，如果沒有休息，沒有與工作有一些隔離，就會很容易變得疲憊。我們的工作在情感上是沉重的。這樣的工作，即使與個人不相關，也會覺得沉重，但我們這種個人的聯繫——例如讀到最新關於逮捕的新聞或閱讀有關香港的新報告時，腦中所出現那些被囚禁朋友的面孔和聲音——有時是會令人難堪得無法忍受。

有時，內心的激盪會達到崩潰的邊緣。我會對我關心的人大發雷霆，又或者與朋友和家人疏遠。我現在嘗試學習去察覺這一點何時臨近，與內疚鬥爭和讓自己休息一下，原諒自己的失敗，並與親人和友人談論。有時它們會有效。

我很慶幸能在美國找到香港人的朋友，我非常重視他們。我與他們建立了一種聯繫，是難以與其他人複製的——不是因為共同的語言，而是為着我們不能立足的地方和我們不能相見的朋友所產生的一種共同渴望。對於香港人來說，實在沒有必要解釋或證明在這裏感到格格不入，也沒有必要為香港發生的事情和那些仍然在那裏的人感到難過。大家都是心裏明白。

有時，我在香港朋友和同事身上看到同樣的情感掙扎。看到這些情景令我感到痛苦，但它同時是一個令人釋懷的提醒﹕我遠非唯一一個有這種感覺的人。我們真的應該更多地談論這些事情。

也許放手會讓生活過得好一點，也許擁抱華盛頓作為我的新家園會是理智上最穩妥的事，但我不想冒上任何風險，令我失去為香港未來奮鬥的意志。我不想放棄，所以我堅持着，讓自己每天早上讀到香港頭版新聞出現任何新的噩夢時感到痛苦和憤怒。每當西方富豪把錢扔到香港，像是數以千計的政治犯並不存在的時候，我就會向牆壁大叫。每當我看到朋友和親人，在我非常想念的城市，在網上談及他們的生活時，我都會感到渴望。

有時我很想放下一切去環遊世界，在有需要時做一些無什麼重大責任的網上諮詢工作賺錢，過一些生活無憂的日子。但我知道，如果我這樣做了，我就會失去比無憂生活更有價值的東西：這場鬥爭給予我的人生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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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面臨挑戰，但我仍為今年所做的事情感到自豪，這些事情有時是獨自一人進行，但更多時候是與其他社運人士一起。我們的勝利總是很小的，但解放香港是一個漫長而艱難的過程，需要一步步前進。但我們確實取得了勝利，而進展的基石正在慢慢地被擺放好。

我最引以為傲的幾件事是：與其他駐美國的香港團體合作，建立更好的協調機制，以便我們能夠處理更複雜的倡議工作；有幾次行動，成功對香港政府在美國的協作者施壓；與政策制定者對話，並就我們的政治犯向國會委員會作證，同時敦促對侵權官員實施更多制裁和其他後果；也許最重要的是，繼續在Substack寫作，與你們所有人互動，並繼續建立我們的網上社群。

我今年最大的失敗，就是記錄低我在司法系統和監獄中個人經歷的工作，進展得十分緩慢。一年前，我訂下的首要任務是要寫一本書，內容關於我在這磨難中的經歷。我之前詳細記錄了這一切事情，並預計到當有一日香港要被迫服從時，我們這些現場的個人記錄會對我們將來的鬥爭很重要。我還為這個Substack計劃了一系列的文章，內容關於我在法庭和監獄的經歷。在監獄裏，我在封鎖期間已勾勒出那些文章的初稿，等待有一天我可以發表它們。

但在這一年裏，我只為這本書寫了六個章節，講述了從 2019 年 12 月我被捕到保釋時的三天，而我只在這裏發表了一篇關於我在司法系統中所經歷的文章——那是我在 2022 年 2 月至 3 月期間目睹的那些像噩夢般的系統性崩潰。但寫下以上兩次經歷都對我造成了巨大的精神傷害。

不要誤會我的意思：在很多方面，面對這些記憶是一種治癒，而寫作對我來說一直有治療功效。但在寫作的那段時間，我很難想到其他事情。我的生活被擱置了，因為我所有的情感能量都集中在回憶起那些痛苦的片段上。所以，要寫這樣的東西，我必須留出幾天甚至幾周的時間，讓我把所有注意力和精力都集中在那裏。但是香港的倡議工作有這麼多，這是很難做到的。

然而，我仍然認為在尚記得清楚的時候記錄低這些事件是非常重要的，而寫這本書仍然是我今年的首要目標。我希望在夏天的時候把其他所有事情放在一邊，用幾周的時間專注於這工作。我也會四處尋找代理人和出版商，因為我認為有那些人在旁——並給我壓力去優先寫這本書並依時交付稿件——將有助我完成這件事。你們都可以繼續煩住我，直到我完成它：不要讓我逃脫這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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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以前作為大企業的律師有時都會有壓力，但很少讓人不勝負荷。相比之下，我現在所做的工作是帶有感情的，而且往往是痛苦的，有時甚至會測試我的心靈和腦袋所能處理的極限。但它為我的生活增添了的意義和目的卻是無價的。我每天醒來都知道，儘管困難重重，但我正為我所愛的人們和城市，與我欽佩的同事一起，做我真心關注的工作。

即使發生了這一切，我也不後悔。

我就香港法律和政治寫的文章會免費供所有人閱讀，但只有依靠讀者的慷慨支持，我才可以繼續寫下去。如果你覺得我的工作值得支持，請考慮以每月八美元或每年八十美元成為付款的支持者。你可以隨時取消訂閱。支持者也可以通過Substack app，使用最新的訂閱者聊天功能。我會在那裏不時提出一些可供大家談論的話題，並會徵詢讀者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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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一月初，很多香港人都關注着《立場新聞》前總編輯鍾沛權的證供。鍾與前署任總編輯林紹桐、以及《立場新聞》已解散的母公司一同被控「串謀發布煽動刊物」罪。在這個城市，反建制的言論受到嚴重壓制。鍾就新聞自由提出強而有力的抗辯，贏得大眾的讚賞，同時也曝露出檢控官伍淑娟的無能。

在鍾作供的過程中，控方違反了被告人的權益，不斷呈上數以百計的文件，而這些文件是先前從未交予辯方的。這已經違反了普通法和《檢控守則》。在嚴重的情況，這些行徑足以令到聆訊永久終止。但是，每一次伍淑娟突然拿出一些先前未提交過的文件時，郭偉健法官都會迅速駁回辯方律師的反對。他不單一次又一次地命令聆訊繼續進行，而且還容許控方用之前未提交過的文件盤問鍾。

對於不熟識郭官的人，他的行徑可能會使人震驚。但是，對於經常留意法庭的人來說，他的行為絶不使人驚訝。

自2019年香港發生示威後，郭官具爭議性的裁決和政治上的偏見，已令他臭名遠播。雖然司法機構已越加受到北京影響，但郭的行徑卻是特別突兀。在2020年，郭讚賞一名刺傷了三位和平示威者的被告，並把受害者比喻為恐怖份子。首席法官馬道立隨後暫停讓郭審理具政治性的案件。翌年，新任首席法官張舉能上任後，卻讓郭重返崗位，為郭成為國安法指定法官鋪路。結果，郭現在成為其中一個審理得最多「國安」案件的法官。這些都是引起社會高度關注和具政治性的案件，但聆訊過程早已被精心策劃，而且定罪也是必然的事。

這系列的文章會探討郭官的仕途和判決，看看他怎樣成為香港司法機構其中一個最具爭議性和影響力的人物。第一部分會看看郭如何由一個平凡的公務員蛻變成為一名支持北京的狂熱份子，以及他如何在傷人案之後，由一個貶黜的身份躍升成為一個重要的國安法指定法官。第二部分會分析郭在升上新崗位以後那些偏頗，有時更是公然濫權的判決。

郭官只是一個例子，說明香港的司法系統，雖然曾經因其獨立和專業而受到尊重，但已被北京的干預和威嚇蠶食。郭的極端觀點和行為並沒有影響其仕途，反而能夠幫助他向上爬，而他也成為了中國政權鎮壓香港異見人士和法治的忠心執行者。從郭的仕途和判決，我們可以看到香港很多法官和裁判官如何屈從於民族主義、野心和恐懼之下，並放棄他們的法治原則和倫理。從郭官身上，我們可以目睹司法機構如何由法治的保護者徹底改變成政治鎮壓的工具。

一個平凡的公務員

1989年5月23日，當大量支持民主的示威者佔領了北京天安門廣場時，香港有一群律師發表了一份支持的聲明。在該份文件，他們表明「支持學生民主運動；反對戒嚴；反對軍管；反對武力鎮壓；反對新聞封鎖；及呼籲公開坦誠對話和平解決。」

這份聲明為民主權利作出了有原則的辯護，而其中一個簽署者是一位名叫郭偉健的年輕的大律師。郭在香港出生和成長，在香港大學讀書，並在1982年取得法律學位證書。他是英國法律教育系統和英治社會的產物。雖然殖民時期的系統有其瑕疵和缺失，但在那個年代已教導其律師須尊重法治和個人權利，所以，郭當時支持年輕人在香港邊界另一邊的中國為公義和公平抗爭，是不令人意外的事。

在1992年，他被委任為裁判官，然後成為主任裁判官。在早年，他並沒有做過什麼事去突顯自己。他依據法律行事，沒有引起別人特別注意。在他不少非政治的裁決中，可以看出他是一個循規蹈矩的人，小心地依照判刑指引和法律先例去審理販毒、爆竊等不同的案件。我曾就這篇文章聯絡過一名很有經驗的大律師，他表示，郭早年給人的印象是一個低調的公務員，是一個「和善和公正的人」。另一名大律師則表示，在2019年「他變得聲名狼藉之前」，他對郭並不熟悉。

在法院之外，郭唯一的負面新聞來自2004年的一件小事。當時，他被指用他的私人身份向入境處施壓，以求免去補領身份證的費用。當時的首席法官認為這是一件私人事件，故此沒有什麼後續行動。

在他2012年晉升到區域法院以前，作為主任裁判官最後審理的其中一宗案件，郭展示出他對法律的堅持，以及一點點獨立思維的痕跡。在這宗案件，被告因用智能手機秘密地在浴室向女士進行拍攝，而被控以「不誠實意圖而取用電腦」罪。在法庭，被告想承認控罪，但郭拒絕了該項認罪，因為他認為控方把智能手機視為電腦，是超越了合理的界線。當一名有法律代表的被告認罪，法官卻如此裁決，是一件極度不平常的事。審訊之後，郭判被告無罪。

該判決在上訴時被推翻，但在那個時代，一般人還相信司法機構自己的定位，是獨立於政府和北京之外的機構，故此這件案件幫助了郭建立司法獨立捍衛者的形象。一名大律師向我表示，主要就是這宗案件，令到郭可以在同年稍後時間得到一個罕有的晉升機會，逃離主任裁判官這「仕途的煉獄」，並走進區域法院。

郭有可能是一個有原則和盡責任的公務員，直到他生命中發生了一些事情，令他大幅度改變了他的政見，從而變成一個真正相信共產黨，並認同共產黨有權利把司法機構臣服的人。但是，事後回望，他的動機看來並非那麼高尚。這動機也普遍存在於香港政府的官員之中:當香港轉變之時，很多香港公務員也隨之而改變，為的只是一個更理想的仕途。

在1989年英國管治下的香港，郭作為一個年輕律師，如果想得到職場上的好處，就要支持天安門的示威者，故此他就作出相應的行動。2012年是主權移交後司法獨立的高峰，如果他想有晉升機會，就要顯示出他是獨立於政府，所以他在裁決中展露出他的獨立思維。然後，在2014年發生佔領中環示威的時候或之後，北京開始對異見份子採取行動，並同時鼓吹民族主義。郭明白到他需要討好北京，以獲取仕途的進一步發展，所以他又再一次轉變方向。

危險的徵兆? 郭處理「魚蛋革命」案件的手法

2018年，郭首次顯示出他對政治和法律的觀點已開始變得極端。2018年夾在2014年雨傘運動和2019年民主示威運動之間，在政治上是一段不甚明確的時期。郭是其中一個被委派去審理2016年「魚蛋革命」暴動案件的區域法院法官。「魚蛋革命」的起因，是因為食環處的職員在農曆新年當晚，到達小販每年都會擺賣傳統食物的旺角商業區，並開始檢查小販的熟食牌照，而很多小販都沒有這些牌照。

小販在農曆年期間售賣零食，已有很長久的歷史，所以食環處這個試圖終止傳統的舉動，引起了一些市民的憤怒，而且他們認為這個聽命於北京的政府過份規管，並早已積累了不滿的情緒。於是，「本土派」(一個對香港自決運動支持者的稱呼)領袖在社交媒體發出帖子，呼籲支持者到來保護小販。全副防暴裝備的警察隨後到達現場並嘗試阻止他們，結果引發暴力衝突。警方把該事件定性為暴動，並拘捕數十人，但他們很多人只是在現場出現，並沒有作出暴力行為。

涉嫌參與暴動的人分批被控，而郭負責審理一場涉及11名被告的審訊。雖然沒有很多證據證明他們大部分人涉及暴力，郭卻把11人一律定罪。他的理據顯然顯示出他已傾向懲罰北京的敵人，不過他還是不斷平衡他的理據。他堅持定罪的裁決合理，但他同時堅持單單身處暴動現場並不足以構成定罪的理據，以把自己與部分同僚(和2019年後的自己)的見解區別出來。他寫道:

「被告...必須在行為上參與暴動。由於暴動是非法集結以外附加的破壞社會安寧行為，因此，被告必須參與這些破壞社會安寧行為才會構成參與暴動。被告參與暴動時可以有不同的方式或程度，但被告必須為了促進暴動的發生及/或進行而做出一些個人行為 ("some individual activity in furtherance of the riot")。」

 換句話說，郭認為只要有一些行為促進了暴動的發生，毋須有暴力行為也可定罪。就這樣，他駁回了政府的論點，即單單身處暴動現場已足以入罪。

不過，在量刑的時候，郭卻很苛刻。他沒有對被告展現一點寬容，也沒有考慮到暴力事件的成因，如複雜的社會環境和警察的激烈反應。他駁回辯方律師的理據，即每一位被告應只為自己有參與的罪行負責。相反地，他認為一眾被告須為暴動共同負上「集體責任」。這結論容許他把沒有涉及暴力的被告也判處長時期的監禁。他不理會感化主任的建議，把吳挺愷——一名患有自閉症的男子——判監2年4個月。莫嘉濤，一名17歲、未成年的人，則被判監4年3個月，是最長的監禁刑期，而一名73歲的人則被判入獄3月5個月。

郭的裁決，以及他的同僚對其他「魚蛋」暴動案件的裁決，與以前的暴動案件有着顯著的分別。以前法庭對暴動參與者的判刑是以月計，不是以年計。就算1960年代在英屬香港發生的左派暴動，即使有多人死亡，被告被判暴動罪後一般也只是被判監數個月。相比之下，2016年旺角的示威者沒有引致大量財物損毀，也沒有人喪生，但量刑卻是極長。雖然郭官不是唯一一位法官大幅度增加對政治活動的刑罰，但他擔當了一個重要角色。

在他的量刑理由書，郭官表達了一個立場，而這個立場將會在以後的日子纏繞着他。就辯方認為他應該在量刑時考慮暴動的政治背景，郭官反駁道﹕

「法庭在量刑時絕對不會考慮暴動是否因為政治信念所衍生，更加不會判定這些政治信念是否正確，法庭只會考慮群眾暴力的等級和社會安寧受到破壞的程度來作出判刑...法庭不會加入政治的辯論，也不會評定政治訴求的對錯，因為這些不是法庭的職能。」

郭處理旺角暴動案的手法引起關注，但他仍然顯示出某程度上的克制。當時很少人可以想像得到，他後來為了北京的政治利益，可以作出何等偏激的行為。

「不自願的被犧牲者」: 郭官對一名刺傷示威者的男子表示同情

2019年6月，香港爆發了大規模示威，有數以百萬計的市民參與。他們首先反對一條容許引渡香港人到中國內地審訊的法例，然後示威擴大至爭取政府及警察問責、民主和人權。往後數個月，超過一萬人被拘捕，數千人被檢控，不少案件只是關於非暴力的罪行如非法集結和攜有「武器」如鐳射筆等。相比之下，沒有警員受到控告，也只有很少涉及暴力的北京支持者被控。

郭官被委派去審理一宗罕有地涉及支持北京人士的案件。2019年8月20日，洪震刺傷三名支持民主的人士。他們當時正在一幅「連儂牆」上張貼支持民主的便條紙。

郭在他的量刑理由書描述，洪當時在現場看到支持民主的人士，便回到家裏，拿取兩把刀子，然後回到現場，與兩位在「連儂牆」上張貼便條紙的女士爭論，繼而用刀刺傷她們和一位嘗試干預的旁觀者。三人都需要送院，其人一位女士，26歲的黃女士，因肺部萎縮而變得情況危殆。

洪承認「有意圖而傷人」的控罪。2020年4月26日，郭在法庭宣告刑期。雖然當時市民對官員的橫蠻已幾近麻木，但是，郭官的發言卻仍然震撼全城。

郭官描述了洪在刺傷受害人之前，他們之間的對話。洪當時怪罪黃女士在「機場打人」。他所指的是一星期前在香港國際機場的大型示威活動，當時有一少部分示威者涉及暴力。黃當時否認她或她身邊的朋友(35歲的李女士)有做過這些事情。她回答說:「我哋冇打人。」雖然審訊與機場事件毫無關係，郭官卻刻意地以很長的篇幅嘗試證明黃女士——本案的受害人——是一名騙子:

「黃女士的回答顯然不是事實，因為在本案發生前不久的2019年8月6日，香港國際機場就發生了示威人士集體綑綁和毆打一名國內記者的事件，而這事件由電視台公開直播。本席相信任何一名相信法治的人都會對當時見到的畫面感到震驚。」

他接着為被告辯解，並把黃的受傷怪罪於在機場對內地人不友善的示威者:

「本席相信，被告對該名國內記者在機場受襲的感覺特別深刻，因為他的職業就是一名導遊，主要接待來自國內的遊客。當國內人在機場於眾目睽睽下被一大群人虐待和侮辱，沒有人伸出援手，這種畫面必然嚇怕來港的訪客，尤其是來自國內的訪客，被告亦必然感到這宗機場事件經已對他的職業釘下『棺材釘』。」

這些發言已經差得很，但郭只是說了前言。

他接着以很長的篇幅說了很多政治控訴。雖然絶大部分的示威者，包括受傷的受害人，都只是和平地示威，但他卻把所有示威者當為一個整體，而他們均有暴力地進行「刑事毁壞」和「傷人」。在沒有提供證據的情況下，他詳細地描述另一宗不相關的事件。他聲稱，有一些示威者圍堵商場並用暴力去試圖釋放被捕的人。他形容示威者的行動為「文革式的極端主義行為」。他又把「百業蕭條, 社會人心不安」怪罪於示威者。

他繼而很長盡地為被告的行為辯解，並同時怪罪「示威者」被告﹕

「被告當時顯然知道不應該斬人，但他也不能接受示威者破壞香港經濟和社會安寧的行為。」

他形容洪為「不自願『被犧牲』者」，而且「經已被這場社會運動弄至為滿身鮮血及奄奄一息。」

可能最令人震驚的發言，是他在受害人和他們的家人面前，宣稱示威者藉着示威向其他人「製造壓力」，與殺人質的恐怖份子沒有分別:

「本席認為，假若示威者真的是追求他們聲稱的民主、自由、人權和法治，他們在採取激進行為之前應該想想，在未傷及他們聲稱的敵人之前，他們的行為只會首先傷害一般只想安居樂業的平民百姓。假若他們以損害一般平民百姓來對他們的敵人製造壓力，這與敵人不就範就殺一名人質的行為沒有分別，這是不折不扣的恐佈主義行為。」

最後，郭宣稱被告對受害人表現出「高尚的情操」(相信是相對於受害人，因為根據郭之前所說，他們是張貼便條紙的恐怖份子)。

量刑起點為監禁6年，他把刑期減去2年。在香港政治案件之中，這是一個極大的減幅。在這些案件，減刑是罕見的，就算會減刑，也傾向只會減去數星期或最多幾個月。郭說法律不容許他再進一步減刑，是一個「遺憾」。

最後的判刑是監禁4年，而被告可能只需服刑2年半多一點的時間。對一件刺傷三個人並差不多殺死一個人的案件來說，這是一個極輕的刑期。

如果想看看這個刑期有幾不合乎比例，我們可以比較一下自2019年示威以來民主支持者被判監的刑期。根據作家及人權支持者江松澗還未出版的數據，直到今個月，郭及其他法官合共把2019年涉及「暴動」的261名示威者判監，平均刑期為3月8個月。他們大部分都只是參與非暴力的政治集會，破壞和平的則是其他人。

結果: 首席法官馬道立暫停讓郭審理具政治性的案件

郭裁決之時，公眾已經習慣了法庭對示威者的偏見。不過，郭的用字特別偏激，而且案件是要審訊對示威者行使暴力的人，這類案件不多，故此公眾對公平有較大的期望。結果，公眾都對這則新聞表達震驚，著名社運人士如黃之鋒和劉頴匡都表示憤怒及要求公義。事件受到廣泛報導，包括海外的傳媒。

兩日之後，首席區域法院法官不讓郭官審理另一宗已委派給他的示威案件。一個月之後(在被告30日上訴期過去之後)，首席法官馬道立就事件發了一個聲明。鑑於法官之間一般都會持守互相尊重的標準，他對郭官的評語實屬高度批評:

「法官及司法人員絕對不可偏頗。同樣重要的是，觀感上他們亦不可被合理地理解為對任何人士或因由有所偏頗。因此，法官及司法人員必須避免就社會中具爭議或可能訴諸法院的議題，非必要地在公開場合（包括於判辭中）發表任何意見，尤其是任何一種政見。當法庭需要在解決案件中的問題時，就具爭議性的政治議題發表意見，該意見必須慎重和經過斟酌衡量，並且不能超過處理當前問題的合理需要。不依循這些原則的話，會削弱公眾對司法機構的獨立運作及公正的信心及觀感。一名法官或司法人員公開發表不適當或無必要的政見，有機會損害自己不偏不倚的形象，亦會影響他審理那些可合理地被視為與他個人政治立場有關的案件的公信力。」

然後就是一個大的宣告﹕郭官將會無限期被禁止審理政治案件﹕

「終審法院首席法官以往曾經提醒所有法官及司法人員，上述原則的重要性，該些原則亦已載於《法官行為指引》內。終審法院首席法官已經與郭偉健法官傾談，並提醒郭法官在履行其司法職責時，須注意上述事情的重要性。前述的判刑理由書之所以引起爭議，乃在於它可能令有些明理、不存偏見及熟知情況的人合理地認為，前述的重要原則並沒有被遵守，因而給人偏頗的觀感。郭法官同意終審法院首席法官所言。因此，首席區域法院法官在得到終審法院首席法官的同意後，亦決定郭法官暫時不應審理任何涉及類似政治背景的案件。」

前任首席法官馬道立

很多人覺得法庭應該做多一點，並把郭完全移離法官席，但對示威運動的支持者來說，這已是一個罕有的公義時刻和值得繼續抱有希望的原因。大部分人都估計即使郭官仍然留在法官席，他將不會再有機會不公正地對待示威者。很多人都希望這是一個訊號，表明由首席法官領導的法庭，會保護司法機構的公正。

這些都不是很高的要求。可是，這些都只是奢望。

首席法官張舉能讓郭官復職。很快地，郭官就被委任為國安法指定法官

2021年1月，首席法官馬道立退休，由張舉能繼任。前任特首林鄭月娥在前一年6月已揀選了張接任這個職位。當時，她讚賞張擁有「卓越的才幹和高瞻遠矚的領導能力」。考慮到林鄭作為一個臭名遠播的人權侵害者，她對張的認可，至少可以說，是會令到那些關心司法機構前景的人憂慮。

就此，張其實一早已確立他的資格。作為一個法官，他表現出他視法律為...可以這樣說，一件可隨北京意願轉變的東西。2016年，就6名民主派的立法會議員因宣誓不夠「壯重」而被取消議員資格的上訴案件，他決定維持原判。此外，在他2020年12月升任首席法官之前，張和另外兩名法官批予律政司許可，讓律政司可以就民主派傳媒大亨黎智英的保釋提出上訴。張和另外4名國安法指定法官其後推翻下級法院的決定，令到黎智英須要回到監獄，而他至今仍在獄中。

首席法官張舉能上任後，便把郭官全面復職，理由是郭擁有「專業知識和經驗」以及「人手短缺」。三天之後，張成立了一個全新的「諮詢委員會」去處理對法官的投訴。他委任自己為委員會主席，並同時委任與建制有良好關係的法官和「社會人士」進入委員會。

郭官復職不久後，香港市民便獲悉特首已指定他成為國安法指定法官。郭現在不單可以再次審理政治案件，還可以審理政治上最敏感的案件﹕那些涉及國安法政治罪行，並關乎異見份子的案件。

很難相信，郭的復職、張改革投訴程序，和郭稍後被指定為國安法指定法官這三件事件，是沒有任何關連的。根據國安法第44條，特首在決定指定法官前，「可徵詢」首席法官的意見。如果林鄭傳達了北京的意旨，告訴首席法官她想指定郭為國安法指定法官，那麼，張先把郭全面復職，就是必要條件。然後，為免問題再出現，張奪去其他法官訓誡司法人員的權力，以確保未來如果沒有他個人的許可，法官就不用再問責。

自此以後，就沒有法官或裁判官受到訓誡。

***

自他被指定為國安法指定法官後，郭審理了四宗國安案件，一共涉及15名被告。他們全部都被控干犯非暴力的政治罪行。他把他們每一個人都判入監牢或少年罪犯的羈留所。現在，他正在審理受矚目的《立場新聞》案，而沒有人會懷疑審訊結果會是怎樣。

郭由一個低調的公務員蛻變成為一個惡毒的親北京國安法指定法官，是一齣悲劇。令人傷心的是，郭的故事並不獨特。很多公務員為了推進中共在香港的政治利益，也背棄了他們在法律上和道德上的責任。他們大部分人都與郭一樣，所作的都不是出於信念，而是基於機會主義和恐懼:他們採納最偏激和極端的親北京立場，以求在職場向上爬，同時想避開北京的憤怒。

在這文章系列的第二部分，我會分析郭在成為國安法指定法官以後的濫權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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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全世界都留意到，納粹黨正在鞏固權力，重整德國的軍備，及擴大對猶太人的迫害。可是，當有些人感到危險，華爾街卻看到機會。多年來，納粹政權不斷從德國籍的猶大人手上奪取他們的財產，然後就用這些財產去轉換資金以加強他們的軍事實力。美國國家檔案和記錄管理局在2004年發表的記錄顯示，一群美國銀行界巨頭，在以前的大通銀行(Chase National Bank)及其主席Winthrop Aldrich領導下，向納粹政權伸出援手，把這些偷取得來的德國國家馬克以低於市值的價錢賣給一些同情納粹黨的美國人，以換取更流通的美元。1938年「碎玻璃之夜」之後，數以萬計的猶大人被送往集中營，他們的資產被奪去，大通立即趁這機會從中「增加他們業務的闊度」。事後總結，華爾街的銀行一共為納粹政權籌集了二千萬美元的資金，相當於2022年的四億美元。

當然，把時事與納粹的歷史相比，是需要小心和詳細分析的。但是，在共產黨領導下的中國，的確與1930年代的德國十分相似。中國高速發展了一支軍隊，成為世界上其中一個軍事強國，然後宣稱擁有至少17個國家部分地區的主權。這些地區由台灣伸延至整個南中國海。它用集中營把估計約一百萬維吾爾族人及新疆其他少數民族人士囚禁，並且實施一套全面的系統，強迫他們勞動和進行絕育手術。它利用冠狀病毒作為藉口，向國民施加了前所未見的控制，限制他們的活動，並對他們的言論和私隱作進一步的監控。而一個異端式的人物──習近平──已在政府和共產黨內取得幾乎絕對的權力，並繼續在多數的漢族人民中鼓吹極端民族主義和中國例外論。

但是，與1936年相同，當世界正在關注事態發展時，華爾街卻看見了機會。而再一次，大通──通過其承繼者、由Jamie Dimon領導的摩根大通──是主要的參與者。下星期二，摩根大通、花旗銀行、高盛、摩根士丹利、黑石、KKR及其他美國和國際金融機構的高層行政人員將會齊集香港──這個之前還是享有高度自治的城市，以協助由中共領導的香港政府鞏固它的控制，使香港重新成為讓外滙流入中國和中共帳戶的窗口。

美國的銀行家來臨香港，為中共的政治宣傳機器服務

過去兩年，香港有至少140,000勞動人口移居至英國和加拿大等避難所，故此，特首李家超最近宣布吸引外地人才和美化香港形象的計劃。李家超大半生為警員，並因在武力鎮壓異見人士的行動中具有領導角色而被美國制裁。但是，李最近較少形容批評政府的記者為「罪犯」，並須「付出沉重代價」，或形容想在選舉勝出的反對派立法會議員為「參與顛覆」──雖然以上兩組人之中已有數十人被監禁，並正在等候在國安法之下舉行的那些像「做騷」一樣的假審訊。相反，他提及香港要「吸納外來人才」，和吸引「100間具潛力或代表性的創科企業」到港。換句話說，行政長官已成為幻術師長官，負責把過去3年的鎮壓和暴力包裝為精美的聖誕禮包。

管治香港的威權主義者試圖假裝香港已經回復正常，並不是一件出奇的事。真正令人震驚的，是美國一些最大的金融機構願意伸出援手協助他們。當香港政府上月宣布美國及世界其他地區的金融機構高級行政人員將會出席11月1至3日舉行的金融峰會，並會與李家超及其他官員會面、制定策略和寒暄時，它並沒有隱藏峰會的目的。在它的新聞公報，香港政府讚揚這些銀行家「多年來一直給予香港堅實的支持」，並強調他們的來臨將會「彰顯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和證明「香港的韌性和活力」。

這些銀行家當然會看過這些文字，並明白這個峰會的實際目的。但這些位高權重的人顯然相信從中國得來的盈利並不能輕易放棄，所以他們要飛過來表示忠誠。他們會與那些獨裁者和罪犯合照，然後就會返回他們西方自由民主的安樂窩。

再講得清楚一點: 如果那些繁忙的高層管理人員願意在他們的日程之中抽出三日出席峰會，他們必然預期會獲得回報──可以在中國進行新的和有利可圖的投資。雖然過去數年，國際社會對中國越來越關注，但海外投資者仍然不斷在那裏找尋投資機會，而這些投資會繼續資助中共的活動。這些銀行都想要分一杯羹。

美國的銀行正在削弱華府對香港政策的效果，故此他們必須被約束

今年9月21日，在港府宣布峰會舉行前一星期，美國最大的銀行在美國眾議院金融服務委員會面前作證。當時花旗銀行行政總裁Jane Fraser及摩根大通行政總裁Jamie Dimon向國會議員保證，他們在中國的營運會「跟從政府的指引」。但是，國會及連續兩位總統都重複宣告香港政府的行為違反美國的利益。

令到事情更糟糕的是，當峰會舉行之時，香港政府正在保護受制裁俄羅斯官員的資產。兩星期前，一艘超級遊艇出現在香港水域。它屬於受到制裁的俄羅斯寡頭統治集團成員Alexei Mordashov。美國國務院譴責事件，認為香港可能成為了「個別人士逃避制裁的避難所」，並因此「對香港營商環境的透明度進一步表示質疑」。李家超回應時則說會「對所謂的制裁一笑置之」。

我們這些長期監察香港和中國政府及他們充滿不確定性和高壓政策的人，實在很難明白任何一間公司會認為進一步投資中國是一個穩健的選擇。畢竟這是一個變幻莫測的政權，由一個變幻莫測的人領導，而圍繞着他的都是唯命是從的人。不過，這些金融公司似乎都已打定主意。我不認為美國政府特別關注大型銀行會否為富有的顧客賺取盈利，但是如果有關商業活動影響了美國的制裁和其在國際的信譽，美國政府就須要採取行動約束它們。

就這個峰會，這些銀行家受到越來越多的批評，包括美國國會及行政當局中國委員會的共同主席Jim McGovern眾議員及Jeff Merkeley參議員、由20個以美國為基地的香港社運組織組成的聯盟，以及華爾街日報的社論。在此之後，花旗銀行的Jane Fraser聲稱她感染了冠狀病毒，並且決定不會出席峰會。其他與會者尚有數天時間感染類似的疾病，或宣稱家庭突然有急事，但我不會對此有任何期望。

在2021年1月一個清涼的早上，香港國安警在全城大舉進行搜捕，闖進幾乎每一個民主派成員的家中──一共53人──並把他們扔進監獄。不久之後，律政司控告其中47人違反顛覆國家政權罪。用中聯辦的詞彙，政府指控他們試圖「奪取香港管治權」，從而顛覆國家政權。

這場所謂「政變」究竟牽涉甚麼？其實根本沒有甚麼。「47人」被指參與一個由政黨組織舉辦的初選，並宣稱如果能夠當選立法會議員，就會否決政府的預算案──一個根據基本法52條明文賦予立法會的權力。

北京長久以來蔑視基本法和香港人的權利。不過就算以北京這樣的標準來看，他們對「47人」的指控還是荒誕的。行使憲制文件明文准許的權力，如何構成顛覆政府的不法企圖？當日的拘捕只是北京特別明目張膽──而且法律上草率──的舉動，旨在清除剩餘的反對派。

那令人震驚的一天已是超過一年半前的事。這段時間，北京特別揀選的法官拒絕了47名被告當中其中34人的保釋申請。這34人當中，其中32人從去年年初開始已被拘押，而另外2個，在獲准保釋之後，因論述政治事宜而再度被捕。其餘13名被告仍在保釋中，但他們的言論及活動都受到嚴格的限制。

法庭程序進行了一段時間，但直至今個星期，裁判官(在沒有法律基礎之下)一直禁止旁聽的記者報導法庭聆訊的內容。直到上週，由另外一名政治犯──不屈不撓的鄒幸彤──提出的上訴獲得法庭判決後，報導禁令才被解除。所以，法庭所發生的事一直只在記者和抗爭者之間流傳。公眾只是剛剛知悉這一則令人震驚的新聞：47名被告之中，29個人會承認顛覆國家政權的控罪，只有18個人會選擇審訊。

報導禁令被解除後，「獨立媒體」詳細報導了控方對每一位被告的指控。如果有人幻想律政司會否在這些聆訊中提供之前沒有公開過的證據，以證明他們的指控，那麼「獨立媒體」的報導就把這些幻想一掃而空：這些指控都是毫無根據的。他們根本沒有證據顯示「47人」有意圖去做超越基本法定權利長久容許的事。他們也沒有證明案件涉及海外支持的謀劃和陰謀。

雖然控罪荒謬，但接近三份之二的被告都選擇承認一宗他們明顯沒有犯過的罪。這是為甚麼呢?

我並沒有與「47人」之中任何一人談及這事(我在監獄時，他們是被隔離囚禁的)，但是，有證據顯示可能有數個原因，而我會在這裏談及其中兩個。其中一個早已被廣泛接受，並是關心法庭新聞的人經常討論之事情：這些被告都知道法律程序已被操控，而他們均無可能被無罪釋放。另外一個原因沒有那麼明顯(除了對曾在香港監獄服刑的人以外)：從監獄出發到法庭應訊的過程，是故意被設計成一件極度消耗精神的事，以致它能有效地令到還押人士不想去為控罪抗辯。

審訊會被操控，對被告不利

在2020年7月1日港區國安法生效前數分鐘，北京才宣布有關事宜。除了明顯地不合憲，該法例所涵蓋的範圍也是驚人的。它不只製造了一系列範圍廣闊的政治罪行。在北京的法律草擬者似乎明白到如果目的是要鏟除所有政治反對聲音──而毫無疑問，這就是法例的目的──他們就要保證案件能夠入罪。所以，他們同時製造了一個新的、平行的司法系統。這個系統廢除了大部分香港普通法傳統所賦予被告的權利和程序保障：

• 關於國家安全的案件由行政長官(行政長官由北京委任)所指定的法官處理，而不是由司法機構分派 (國安法第44條)；

• 律政司司長──而不是法庭──可以命令法庭，使被告在沒有陪審團的情況下進行聆訊 (第46條)；

• 假定准予保釋原則──並因此連帶無罪假定原則──都被反轉了，因為國安法的被告必須證明一件反面的事：如果他們獲准保釋，他們將不會「繼續實施危害國家安全行為」(第42條)；

• 國安法指定法官可以命令聆訊閉門進行，不准公眾和新聞界旁聽；(第41條)；

• 如果北京想的話，他們有權把涉及國安罪行的被告送往大陸進行共產黨式的「聆訊」(第55條)。

由他們被捕的一刻，「47人」已知道司法系統已被操控。但他們很多人當時仍然存有希望，認為司法機構會為保護法治原則而抗戰。

現在，只有小部分人仍然對法庭存有這樣的遐想。2021年2月7日，在「47人」被捕之後一個月，香港終審法院(香港的最高法院)裁定，它沒有司法管轄權去覆核國安法是否合憲這問題。自此以後，在等候聆訊期間，「47人」自然留意到，每一宗國安法案件，不論是程序上或是實質上，都是政府獲判勝訴。喬治城亞洲法律中心(Georgetown Center for Asian Law)最近向聯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報告，自2020年7月，香港法院共有113個程序上的裁定，和4個裁決，當中沒有一個是被告明顯獲勝的。

至於「47人」，法官屢次否決他們的申請，而裁判官和高等法院國安法指定法官都分別對被告是否有罪作出偏頗的評論。

最近(也是預料之中)，律政司司長林定國命令聆訊將不設陪審團。他所提供的理由──「陪審員的人身安全」將會受到影響，和案件具有「涉外因素」──都是一派胡言，就連控方提供的案情也完全不能為這些理由佐證。真正的原因是因為林司長知道──正如北京也知道──如果有陪審團，他們就不能獲勝，所以，他們絶不會容許設有陪審團的聆訊。

政府是刑事案件的與訟一方。現在案件其中一方的代表律師──律政司──可以獨自決定該案件不由陪審團決定，而由數名同一個政府所指定的特別法官審理。這安排對公平和司法獨立原則的冒犯之深，是難以說得清的。

在這背景之下，「47人」之中，很多人都毫無疑問會認為定罪是不能避免的，故此認罪是最有可能扣減刑期的方法，好讓他們能夠有一天從監獄釋放出來。

在監獄還押期間出席法庭聆訊，會特別使人緊張和筋疲力竭

第二個引致有大量被告認罪的理由可能與出席聆訊的過程有關。整個系統的設計是要令到還押的被告失去鬥志，而他們的方法就是使人每一次上庭時都感到極度勞累。我做了一個列表，把每一位被告的認罪情況與他們的保釋情況相比較：

正如列表顯示，一名被告是否正在還押，與他是否認罪，有莫大關聯。47名被告之中，有13名正在保釋，而其餘34人則被還押候審。總體來說，有62%的被告(47人之中的29人)決定認罪，但在正在保釋的人當中，只有15%(13人之中的2人)會認罪。換句話說，正在坐牢的人有較大機會會認罪，但正在保釋的人幾乎一致決定要致力洗脫罪名。

以我的經驗來看，從監獄到法庭出席聆訊的過程，是經過故意設計，以求令到被告感到極其量的勞累。

在我去年夏天第一次坐牢期間，我出席了兩次法庭聆訊。第一次是被定罪後兩個星期，因為我要返回法庭接受判刑。第二次是一個月之後，因為我要向高等法院申請等候上訴期間保釋。

要在監獄生存，就要接受一套常規的生活方式。你要照顧自己，做好你的工作，並且盡量不要引起懲教職員的注意。打破常規是一件麻煩的事，並會引發心理壓力，而出席法庭聆訊就是引發最多心理壓力的事情。

當你要出席聆訊時，懲教職員會在天光前把你叫醒。你只有一兩分鐘梳洗，然後懲教職員就會向你大喊，叫你快一點。你會被帶到監獄行政大樓的一間房間。那房間有數以十計的人，他們都需要在當天外出 (主要是出席法庭聆訊或見醫生)。在荔枝角收押所，就算房間還有空間，囚犯還是要膝貼膝般擠擁在極少數量的長凳上。

你要維持在那位置呆等，眼望向前。交談是不容許的。約一個小時之後，登記開始。他們會逐一叫囚犯的名字。當懲教職員在電腦輸入資料時，你須要站起來。然後他們會給你早餐，但你必須在一間細小狹長的房間內進食，那裏只得一張長凳。如果有超過三個人(而那裏長期超過三個人)，你就要站着或坐在地板上，一隻手拿着碟子，所以只有一隻手用來進食。

你有約五分鐘的時間進食，這期間懲教職員會向你叫喊，叫你快一點。然後，你會被帶進一間專為安置已登記囚犯的囚室。那裏大約有6平方米，放了約8張長凳。如果你是其中一個首先被登記的囚犯，你就有數分鐘的時間利用那空間伸展身體。但是，該房間很快就會擠滿人。如果你有運氣的話，你就可以與其他人擠擁地坐在長凳上。但如果你沒有那麼好運，你就只好站着。交談和行走都是不容許的。

另一個小時之後，囚犯就要排隊，每一名去同一地點的囚犯都須用手銬扣在一起。然後，你就要上巴士。

到達法院之後，你就會被帶進法庭之下的囚室。他們會解開你的手銬，然後把你鎖在房間內。你在那裏等候，直到聆訊的時間。等候時間可由1-2小時至6小時不等 (如果聆訊在下午舉行)。

當你進入法庭時，你會被帶進犯人欄。你可在犯人欄看見在旁聽席的親友，但你不能與他們交談。你須等候。法官到來時，聆訊就會開始。你須維持靜默，眼望向前。

聆訊完結之後，你要重複進行整個程序，只是次序倒轉了。你會被帶到法庭之下的囚室。你在那裏等候，很多時都需要等待數小時。你會與其他囚犯被手銬扣在一起，然後登上巴士。巴士會經過數過不同地點接載其他囚犯和職員，也會在不同地點讓他們下車。當你終於到達你的監獄時，你須在行政室等候登記。登記以後，你會被安排在一間更細的囚室等候。

當你回到你的囚室準備睡覺時，已經可能是晚上10時或更晚的時間。你的晚餐一早已放在那裏，並早已變涼，很多時還佈滿昆蟲。你會把晚餐扔掉，然後餓着肚子上床睡覺。

我在進入監獄兩星期以後，就經歷過這艱辛的折磨。由於那一天過得那麼艱難，當可以申請保釋時，我有認真考慮過不去申請，只因不想再重複經歷那一天出庭的過程。最後，我還是申請了保釋，也獲得批准，但我曾經差一點就想放棄。

為了不想用一天時間出席法庭聆訊，我差不多放棄了我的保釋申請。「47人」的審訊預料會需要至少6個月的時間，更有可能超過一年。任何現在於監獄被拘押而又不認罪的被告，都要在整個審訊每一次出庭的日子經歷同一個過程。

在他們自己的案件，「47人」已經多次出席法庭聆訊。在一些極其惡劣的情況，他們需出席14小時或以上的馬拉松式聆訊，期間他們不准進食，引致幾個被告暈倒。其中一次聆訊一直進行直至凌晨3時，之後囚犯獲准睡一兩小時，然後他們又要返回法庭。

就算最堅強的人，知道未來數個月的時間都要經歷同一個過程，都會考慮這一切是否值得。

***

有些人很容易會認為，如果他們陷入同「47人」一樣的處境，他們就會抗爭到底。但從我的經驗得知，事情不是如此簡單。北京為香港設計了一個系統。在這系統內，還押候審是故意造成不公平的，而案件也是故意被安排，變得不可能獲勝。我對那些選擇抗辯的人存有莫大的敬意，但我對那些選擇認罪，以求停止這折磨，以繼續活出人生的被告同樣存有團結一致和同情的心。

「47人」是英雄，我們在外地的人會繼續用他們的案件以提升大眾對香港嚴峻情況的關注。但「47人」同樣是凡人。不論他們認罪與否，最佳的方法是鼓勵他們作出他們認為是對的選擇，並向他們保證，無論他們何時出獄，我們都會以團結一致的心等待他們。

上週四，聯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 (委員會) 已就香港履行《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 (《公約》) 的情況發表其審議結論。背景方面，國際人權服務社已為報告作出撮要，而我在喬治城大學的同事Tom Kellogg和黎恩灝也在Twitter寫了不少有見地的帖子。審議結論對香港政府於過去數年在法律上和個人權利上的侵害作出了強烈譴責。與其嘗試對報告的研究結果作出撮要，我不如重點講述幾個其他論者尚未有全面分析的要點。

對國安法的譴責和對司法機構不干預手法的含蓄批評

委員會認為國安法與《公約》並不相容，並要求廢除該法。這意見可能已經超出很多人的預期。它的強烈措辭令到香港政府處於爲難的位置。《公約》不單止經由《人權法》引進香港法律，也經由國安法第四條明文納入該法。國安法第四條訂明，香港會依法保護《公約》規定享有的權利。雖然很多律師已關注到國安法未能在這方面履行自己的條文，但由這個正式負責檢視《公約》履行情況的委員會出口表達同樣的關注，則把這些批評推向一個更高的層次。

雖然沒有直接明言，但是委員會對國安法的批評有一個額外的暗示，就是認為香港終審法院──它負責詮釋基本法(包括已納入基本法的公約權利和保障)──拒絕把這些保障應用於國安法，是一個錯誤的決定。去年，在香港特別行政區 訴 黎智英(黎智英的保釋上訴)一案中，終審法院裁定它沒有司法管轄權，所以不能審理國安法是否合憲這問題，但終審法院似乎卻忽視了國安法第四條已經把這些權利和保障明文納入該法例。毫無疑問，終審法院有權詮釋國安法。

此外，雖然委員會明確知悉國安法是一條中國國家法例，而非香港法例，但該報告卻敦促香港(而非中國)停止執行國安法。委員會的焦點是香港，主要的原因可能是因為是次審議是檢視香港──而非中國──履行《公約》的情況。香港並沒有權力廢除國安法，但該報告卻明文敦促香港不單止要廢除國安法，更要「避免應用」國安法。這是沒有甚麼掩飾的呼籲，要求香港終審法院──香港唯一有法定和憲制權力使國安法失效的機構──善用其權力去作出這些決定。

政府再一次拒絕提供警察通例，但委員會在審議時卻沒有命中目標

在第19段，委員會對香港政府拒絕提供「關於警員使用武力的指引和命令」表示「遺憾」。我們這些曾經嘗試在庭上提出警察濫權的人，對政府的拒絕一直感到沮喪。在我自己的案件，從已泄露出來的警察使用武力指引(由華盛頓郵報記者Shibani Mahtani取得的版本)清晰地顯示出，在我案件中那位宣稱為警員的人其實已經違反了警隊自己的規定。(我們在庭上要求警方提供官方的最新版本。但最後，我案件的裁判官林希維不單止拒絕命令警方交出使用武力指引，還裁定我們不能在聆訊時使用已泄露出來的版本。)

按我的理解，直到此刻，還未有法官和裁判官命令警方提交使用武力指引。雖然如此，但香港政府連一個聯合國組織──一個負責審議這城市如何履行《公約》的組織──要求看一看警隊指引也都拒絕，還是令人為之愕然。

委員會指出，政府拒絕提供警隊規例，令到他們「關注到現行指引和命令涉嫌不符合《公約》和相關國際人權標準。」但委員會沒有命中目標。我們看到的警隊指引顯示出它們100%符合《公約》的規定。但問題不是指引，而是警方沒有遵從指引。政府拒絕提交指引，是因為他們所說的和他們在示威期間的行徑有不同之處，這兩者之間的反差，會進一步向委員會和全世界突顯他們的失當行為。

委員會援引某些案件是一個突破

有幾位評論者已經指出，報告似乎是史無前例地援引了一宗案例，即鄒幸彤以國安法和非國安法的罪名被不公義地監禁。在第37段，委員會把鄒幸彤的監禁形容為一宗案例，以代表政府對律師越加猛烈的攻擊，而攻擊的原因是因為政府要根據律師的政見、尋求司法覆核，或在庭上代表反對派人士和示威者而對他們進行報復。

鄒幸彤多年來在香港和中國爭取人權(亦是我個人的偶像)。她以國安法的罪名被控，也在幾宗非國安法的案件被定罪，並已入獄超過一年。不過，她還未因此靜默，反而繼續在監獄內發聲，同時繼續在很多方面提出司法挑戰。作為一個在香港坐過牢的人，我感受過當中的壓力和恐懼，深知鄒幸彤在過去和現在繼續展現出來的，是無與倫比的勇氣。

雖然鄒幸彤是唯一一個報告提及的囚犯名字，但委員會同時在15段特別提出，對幾個人因為「在法庭內拍掌」而被控煽動罪表達關注。我認為，這宗案件是目前國安部門最惡劣而不合法的案件，而委員會視它為煽動罪案件的代表，以突顯其荒謬本質，也是對的。

在香港尋求庇護人士處於不可能的窘境

最後，當大部份人的關注都聚焦於委員會對政治迫害的研究結果，但我對委員會在第25-26段敦促改革難民制度特別感到高興。尋求庇護人士的案件往往需要經年處理。目前，香港的尋求庇護人士，如果獲准離開入境拘留設施，可獲得津貼。雖然津貼比起生活所需的基本開支少得多，但他們不能工作，故此，很多或大部份尋求庇護人士唯有不合法地工作。如果他們能夠，他們或可在酒樓或合法的商店找到一些「枱底下」的工作，但如果不能，他們只有在不得已的情況之下從事販毒、性工作，或參與其他有損社會的工作。

當我在監獄時，我遇見很多很多囚犯只因在酒樓或貨倉工作，以照顧自己和家人，而被判處很長的刑期。另外一些我遇過的人，因為販毒以賺取基本生活費，而被判處更長的刑期。這都是不公平的。

但我對政府因應委員會的呼籲而改革難民制度並不存在很大的期望。相反，政府認為對尋求庇護人士的嚴苛對待並沒有問題。香港是因應條約的規定而處理難民的申請，但政府不想吸引難民到來，所以，政府設計了一個制度，讓尋求庇護人士的生活盡可能的困難。在此，委員會留意到，只有1.25%的難民申請獲得香港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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遺憾的是，委員會沒有權力執行條約的條款。它最多只可以做到公開指責。但是，這不代表這個香港抗爭者用了數月努力去完成的複雜工程，是毫無成果。

其中一個成果，是記錄香港的崩壞。這些記錄對決策者、未來的歷史學者，和這城市的人至關重要，而且委員會的記錄比起其他記錄更具權威。

其二，這份報告為全世界的決策者提供資料，支持他們對香港和中國採取如制裁、轉移投資，或關於其他事項的行動。很多決策者會相信一份聯合國的報告，多於相信抗爭者自己撰寫的報告。

香港政府已經就報告結果作出回應。該回應沒有甚麼新意，但這次對委員會的禮貌反駁，與其對其他批評者如外國政府、抗爭者和傳媒作出的戰狼式攻擊，是有分別的。這次回應與兩個星期前香港政府指責美國政府「散播不符事實的詆毀，並嘗試...恫嚇香港特區政府檢控人員，又一次展示...卑劣的霸凌行為」不可相比。但我相信，這不是香港政府最後一次對這份報告作出回應。委員會的程序是不斷進行的，香港政府會被迫在來年更直接地面對這份報告。

最後，如NiaoCollective在Twitter所指，我希望香港人能從聯合國展現出來的支持得到一點安慰。五大訴求至今尚未死亡。

感謝支持者P為文章作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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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過去一個月，我在網上世界並不是很活躍。這情況不是第一次出現，上一次的原因是「Sam 又要返回監獄了」。今次的原因比較正面﹕我手頭上有幾個關於香港人權的計劃，適當的時候就會向公眾公布。其中一個計劃就是準備今天在美國國會及行政當局中國委員會的聽證會上發表關於香港現況的供詞。

四個證人──王惠芬、潘嘉偉、程翔，和我──在委員會內的參議員和眾議員面前作供，講述香港公民社會的崩壞。我主要從宏觀的角度和從我自己案件的角度論述司法系統所受到的侵害。

當海外的注意力大都集中於國安法時，我首要的任務是要令到他們同樣關注國安法案件以外的濫權情況。這些濫權情況是由法官、裁判官、檢控人員和警察猖獗和公然的失當行為引起的。事實上，香港絕大多數的政治犯都是因普通法的罪行，如非法集結、暴動和管有武器 (通常是雷射筆) 等罪行而被控告，當中並沒有涉及國安法。由於這些法律原本的設計並非作如此用途，因此這些公職人員需要作出大量操弄和公然的失當行為才可以保證定罪。對於這些失當行為，大眾關注還是不足夠。

我親身發表了一個較簡短的供詞，但同時提交了一個較長和較詳細的書面證供，以作記錄。兩者都可在下面找到。

口述供詞

你可在以下的影片看到聽證會的直播，包括所有發言。我的發言由53:20開始，然後是問答環節。我鼓勵你們都去看一看其他證人的發言。他們都從自身的經驗論述政權對公民社會和記者的鎮壓。

較長的書面供詞

以下是我完整的書面供詞。你可在美國國會及行政當局中國委員會的網站閱讀其他證人的英文供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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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2022年7月12日提交致「美國國會及行政當局中國委員會」

主席先生、各委員，多謝你們邀請我今天在這裏作供。

香港司法系統的崩壞

香港司法系統已受到北京專制的公安機關所侵害。如果有法庭案件影響到北京或其在香港的代理人的政治利益，被告就很難獲得公平的審訊，並很多時需要待在監獄多年才可獲得裁決。

雖然很少誠實的人會為香港律政司和警隊辯護，但還有人堅持司法機構還是根據法律獨立運作。可是，證據顯示的實情並非如此。

根據2020年訂立的國安法，北京正式成立了一個平衡的司法系統，以控制某些政治案件。我們已有大量文獻記載了這個系統的壞處，但較少人提及傳統普通法法庭的崩壞。有些低層次的示威案件可能仍可避過政權的關注，但一些較著名的政治犯，雖然只是無辜地在普通法法庭被控以非法集結、暴動和煽惑等罪行，但他們與國安法的被告幾乎一樣，都是沒有甚麼希望。在這些案件，由於檢控人員和法官不能依賴國安法壓迫性的條文，他們唯有捏造證據，以及扭曲公認的法律原則，以求把被告定罪。

很多正常的法官都樂於把被告的權利消滅。舉證責任的原則被反轉了﹕法官不是要求控方去證明其理據，而是宣稱被告未能充份地證明自己無罪。當遇到令他們為難的案情，法官會捏造證據，或刻意不提可令被告脫罪的證供。這些情況之頻密，到了一個地步，連我們這些一直把這類案件記錄下來的人都跟不上。

就算不是國安法的案件，法官都不准被告保釋，以致他們須要在監獄度過經年的時間，以等候聆訊。司法機構的領導層也指示所有法官必須出席由大陸官員講授的國安法講座。這些大陸官員會教導法官以政治角度審視法庭案件。

依循法律原則審案的法官會被懲罰。在一些較早期的案件，有幾名法官裁定示威者無罪後，受到北京國有媒體的攻擊，司法機構的領導層便把他們由法官席調往其他文書職位。在2021年，一名法官因受到一些為國家做事的人嚴重搔擾和威嚇，以致他突然辭職，並舉家移往英國居住。在律政司方面，當北京在2020年夏天通過國安法時，刑事檢控專員梁卓然──從任何角度看都不是支持民主的人士──據報因被北京視為不夠忠誠而不獲准處理國安法案件。他之後辭了職，繼任者是一個更樂於服從北京遊戲規則的人。這些舉動對法官和檢控人員表達了清晰的信息﹕必須服從，否則會有後果。很多有道德的法官和檢控人員都辭了職，留下來的，如果不是太懦弱，不敢去做他們原本應要做的事的人，就是一些熱切擁抱專制政權的人。

另外就是一些私人執業的律師﹕香港律師會和大律師公會兩者都經常發表一些官樣文章，維護政府的立場，但對政府的濫權卻默不作聲。該兩個組織最近都對數十名代表示威者的律師展開調查。國安法指定法官陳廣池曾表示提供咭片予示威者的律師可能是共犯，需要負上法律上的責任。大律師公會前主席被國安警察盤問之後，便匆匆移居到英國。數名受尊重的大律師，因為參與政治的緣故，在沒有審訊的情況下被監禁。一名知名的人權律師在受到國有媒體攻擊之後，決定離開香港。他在機場準備登機時，仍然被中共的記者滋擾。其餘有原則的刑事律師只可選擇服從、離開他的專業，或冒上坐牢的風險。

幫助有需要人士的法律援助系統去年也作出重大調整。以前被告能選擇自己的律師，但在新制度之下，政府會委派律師給他們。不出所料，所有被視為對政權不夠忠誠的律師都被排拒在新制度之外。

很多案例，包括我自己的案件，都能顯示司法系統如何被政權收服

有很多非國安法案件的濫權情況已被記錄，我也有在我的「香港法律及政策通訊」(Hong Kong Law & Policy Newsletter) 論及部分案件。其中兩個受注目的案件均涉及煽惑他人參與未經批准集結的罪行，它們可以說明這點﹕

• 裁判官陳慧敏裁定民運人士以及大律師鄒幸彤煽惑他人參與2021年6月4日一個被禁止的六四集會罪成。該裁決是基於一個社交媒體帖文。鄒幸彤在帖文中鼓勵支持者在「香港每個角落亮起燭光」──明顯地，她不是邀請他們來到維園集會。陳官的書面判詞有記錄這個帖文，但她卻刪去這些可令被告脫罪的文字。

• 法官胡雅文裁定蘋果日報創辦人黎智英在早一年煽惑他人參與一個類似的六四維園集會罪成。集會當日，支聯會舉行了記者會，宣布他們其後會步行往維園。黎智英當時只是靜默站在一旁，之後便離開了，並沒有步行往維園。胡雅文裁定因為黎智英「是一個知名的公眾人物，而他與支聯會的立場相近，也廣為人知」，而且因為在記者會上，他被「攝影師和記者圍着和追訪」，故此他的現身，已構成一個煽惑他人出席集會的行動。換句話說，黎智英有罪，是因為他是黎智英。

我自己的案件是另一個例子。當然，有很多香港人的遭遇比我所受到的更差，但我的經歷顯示出司法系統已被官員收服和變成政治化，甚至到了公然犯罪失當的地步。在案件的每一個階段，公職人員都辜負了我，辜負了他們對法律的誓約，辜負了香港。

在2019年12月，當我正在逛街購物的時候，我遇見兩個男子正在揍打一名少年，並以警棍掐着他的頸。那時人群正在聚集，幾個人把事件拍攝下來。一名英籍男子以英文問他們是否警察，他們均否認。我接着以中文問他們是否警察，他們也以中文否認。當其中一名男子俞樹生開始襲擊該名英籍男子，我便抓住他的警棍，以圖阻止他。經過一輪糾纏之後，我拿着警棍的一端，把他拘留着，直至到警察到來。當警察數分鐘之後到達時，他們卻宣稱俞樹生為一名警員。整件事件都被手機拍攝下來，而俞被盤問時承認他誣告了該名被他揍打的少年，訛稱他犯了一宗他沒有犯過的罪行，但他們卻拘捕了我，並把襲擊者放走。

我被警方拘留了兩天，其間我經歷到香港一種常用的酷刑對待。警察把我放進一間只有華氏35度 (即攝氏2度) 的房間。我不斷發抖，身體變藍。每隔數小時，一名警員會把我帶離房間。當我身體暖一點的時候，他們就盤問我。每一次，我都拒絕回答問題，而他們就把我帶回那冰凍的房間。

當我獲准保釋後，我的律師寫信給律政司，建議他們看清楚可以顯示我清白無罪的證據，並撤銷控罪。這些法律界同僚都與我一樣，向法律宣過誓。當時我還相信他們會做對的事，但他們沒有。雖然有證據顯示我無罪，但一名法庭檢控主任回信說，他們會控告我。

在2020年春天，被分配到這宗案件的檢控人員告訴我的律師，雖然她想撤銷控罪，但她的上司決定繼續控告我，原因是我是外國人，並在鏡頭前「羞辱了警察」。該名檢控人員隨後被調走，不再負責我這宗案件。律政司另外委任了一名私人執業的大律師吳美華負責控告我。

這時候，已經可以很清楚看到，有最高決定權的人，不是律政司，而是警察。在每一次聆訊，都有兩名警員坐在吳女士的背後，他們就算是一件很小的問題也會給她指示──這違反了檢控守則和香港法律，因為它們規定檢控人員必須獨立自主，不受警察影響，也須依據法律行事。這些法庭場面──警員在檢控人員耳邊低聲說話──在政治敏感的案件已經變成常態。

在文件及資料披露的階段，我們發現警方銷毀了一段閉路電視片段。這是俞樹生較早前襲擊該青年，而我並未親身目睹的片段。警方也書面承認他們「沒有證據」顯示俞樹生是現任警員，但在我們屢次反對下，在數個月之後提供了一份可疑的文件，把俞的退休日期「延遲」至事件發生之後。我們也發現警方在聆訊之前聯絡了他們唯一的非官方證人，第二名襲擊者盧志強，並以「奬項」的名義以現金賄賂他。我是以非常堅持和嚴謹的態度追查這猖獗的失當行為。如果這可以發生在我身上，也當可以發生在其他政治案件的當事人身上。

在2021年5月的聆訊，裁判官林希維無視那些會令他為難的影片、警方在聆訊時承認多番說謊這事實、證據的銷毀，和對證人所作出的干擾。他只是重新創作出一系列的事件，並完全不去考量他的失德行為是如何暴露於人前。他裁定我有罪，並判處監禁四個半月。

在監獄過了大約兩個月，我獲准保釋等候上訴。雖然經歷過這一切，我仍然對司法機構賦予希望，並相信審理上訴的法官會推翻定罪的裁決。

但我又錯了。法庭把案件分發 (—般假定是隨機的) 給臭名昭著的國安法指定法官杜麗冰。事實上，就算是普通法的案件也不再是隨機分發，而受注目的政治案件幾乎一定會被分發給那幾位與北京友好的法官。在聆訊時，杜官對現場的記者發表了幾篇講詞。其中一篇為警察辯護，認為警察有權誣告別人，訛稱他們犯了他們沒有犯過的罪行。另外一篇則宣稱阻止警員永遠不合法，就算他們是休班並犯下暴力罪行。當然，杜官最後維持原判，並把我送回監獄以服完剩餘的刑期。

今天3月22日，政府人員把我從監獄帶走，並立即把我遞解往美國。我仍要為我的定罪裁決上訴，今次是終審法院。該法院之前已經在沒有提供理據的情況下拒絕給我上訴許可，我現在是第二次申請。但我已不再樂觀了──等待着我的只有法庭的閃爍其辭和拒絕。

最後的觀察和建議

有人還期望，在司法系統中還有官員有勇氣站出來拯救香港法治，但他們必須接受事實﹕香港之前備受稱頌的司法系統已經失落了。以後，官員肯定會搬出偶然一宗無罪釋放的案件作為他們仍然公正的證據，但對於所有會令北京政權產生負面反應的案件，無罪釋放已是沒有可能。

有商業機構還認為妥協了的司法系統不會影響他們的利益，但他們只須看一看中國大陸，就知道這沒有可能。在大陸，海外公司在商業糾紛中很少機會會獲得勝訴。這不單導致金錢上的損失，更加會導致當局對外籍僱員發出「出境禁令」，而這些禁令有時長達數年。如果檢控人員和法官已欣然接受凡是影響北京利益的案件都必須判北京勝訴這一原則，那麼其影響又怎樣可能不會申延至其他案件，如美國銀行香港分行和中國建設銀行之間的民事糾紛，或債權人在香港向已破產的中國地產公司申索？一個司法系統或是獨立於政權，或不是獨立於政權──這裏沒有一半半的選項。

在可見將來，光輝的日子不會重臨香港。但是，美國政府還有很多事情可以做，以至少增加鎮壓香港的成本，和阻止類似的事情再發生。

• 人權 (馬格尼茨基) 制裁﹕美國已經制裁了數名香港高層官員，但對司法系統內較低層官員的嚴重濫權卻沒有甚麼阻嚇作用。我對國會和白宮的建議是，就那些濫用法庭以求不公正地監禁異見者的中層檢控人員和警員作出制裁。把寬闊的制裁網撤得低一點，有可能阻嚇到部分公務員，以免他們繼續侵害司法系統。雖然任何尊重司法獨立的政府都應對制裁法官一事十分謹慎，但是有部分法官 (包括首席法官和已知的國安法指定法官) 放棄了司法獨立，已是無可置疑的事。這些法官也值得被制裁。

• 對助長侵犯人權的美國公司施加懲罰﹕最終，唯有增加企業在專制政權投資成本的措施，方能夠遏止北京在大陸和其殖民地的過分行為。以工業為單位的制裁，例如於2014年對俄羅斯實施的制裁，是一個可行的方法，但一些較小型的措施也可以有成效。其中一個可能十分有效的選項是類似《海外反腐敗法》(Foreign Corrupt Practices Act) 的法律。《海外反腐敗法》禁止美國人 (包括美國公司) 助長嚴重的人權侵犯，違法者會受到民事和刑事的懲罰。我同時建議，如果訂立這樣的法例，有關的條文需要超越《海外反腐敗法》，容許對違法的人進行私人民事訴訟。這將可使到私人原告和律師負責大部分執行法律的工作。

• 移民途徑﹕我建議國會為香港人提供一條特別的移民途徑，以便他們在美國生活和工作，以及最終取得國籍。我們的盟友，如英國、加拿大及澳洲都已提供這類途徑，而大量香港人也移居當地。這些香港人大都受過良好教育，相對較富裕，而且屬仍可工作的年齡層。他們無論在任何地方也可作出格外的貢獻。如果我們不推出更多措施去吸引他們到來，將會是美國的損失。

總結

老實說，對於遏止中共威權主義的冒起，美國政府至今所做的實在太少。有一個例子，可以證明我們離開我們應該要有的心態究竟有多遠﹕離我們不遠的地方，在史密森尼國家亞洲藝術博物館，現正聯同香港經濟貿易辦事處 (香港在外地的主要政治宣傳機構) 舉辦一個香港電影展。如果連美國政府在國家首都的機構都不知道這些人是不能合作的，那麼我們又怎能期望美國企業能夠停止與該政權合作？我們又怎能要求我們的盟友對該政權作出措施？

最後，我請所有國會議員謹記，這個國家在民主和人權方面的聲譽，是與我們的領袖是否在本國尊重民主和人權有密不可分的關係。在上一次總統大選，部分國會議員的言論和行為嚴重傷害美國在外地的影響力，也給我們在中國和其他地方的對手藉口去把威權主義散播全球。我請美國所有的領袖謹記，國家邊界以外的地方，也會感受到他們處理內政時所帶來的影響。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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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海外，香港的示威運動經常被視為民主運動。事實上，不論以前或現在，一人一票選舉的確是香港人其中一個目標，但民主從來不是2019年示威活動的首要焦點。首輪示威的目的是反對嚴苛的「送中修例」──該法案容許香港人被引渡到中國大陸。之後示威者的關注便轉移到警暴和為受害者尋求公義。示威者的五大訴求之中，三項是關於警方和檢控方面的濫權，而這三項訴求均源自暴力的一天﹕2019年6月12日。

星期日是該天的三週年。在香港，該天簡稱為612。那天下午，北京控制的立法會正準備強行通過極度不受歡迎的「送中修例」。有見及此，香港人發動罷工、罷課和罷市，並在立法會大樓前舉行了一場示威。這場示威是獲當局批准的，亦大致和平，但手持警棍和盾牌的警察瞬間便衝到現場，並向群眾發射催淚彈、橡膠子彈和布袋彈。示威者被拘補，而無數的人都受了傷。警方宣稱事件為暴動，但事實上卻是警方自己首先發動暴力。

當天，我在示威現場。這些都是我目擊的事情。

開始時已有不祥的徵兆

6月12日，我需要到灣仔入境事務大樓處理一些事情。我在台灣讀了兩年中文，並剛在數天前回到香港。我沒有參與在上一個週末舉行的反送中示威 (該示威有一百萬香港人參與)。由於得悉金鐘立法會大樓附近會舉行示威，我便帶同相機步行到現場。我的目的不是要參與示威，而是要為事件作相片記錄，以盡綿力把示威者的故事與世界分享。

我由入境事務大樓步行往金鐘──大約15分鐘的路程。在示威現場一條街以外的地方，我遇見了一大隊警察，他們都佩有武器和防暴裝備。我拍了一些照片，並把一段影片上載社交媒體。

這情景是不祥的徵兆。當時所有報導都指示威是和平的，而政府在該天早上也說過不會干預示威。那麼為何警方會穿著全套防暴裝備，並列陣準備進攻？

那隊警察的指揮官是非華裔的高級警員，帶有英國口音。這對我來說是奇怪的事，因為經過了這麼多年，警隊已甚少從英國來的警員。後來我得知此人是英籍警司薛鎮廷 (Justin Shave)。此後數月，他的名字和面孔會經常出現，因為他將會積極地帶領香港警隊在全港各處向示威者進行暴力攻擊。

有幾個勇敢的香港人在場，請求警員考慮這城市和市民的福祉，不要做鲁莽的事。一個男子舉起雙語標語，中文寫着「為下一代」，而英文則寫着「救救孩子」(save the kids)。

之後，我看見警察拘補這男子，並把他帶走。

我繼續步行往示威現場，並見到數以千計的和平示威者。我對數個我首先遇到的人表示，大量警員已在一街之外的地方聚集。他們回答說已經知道，並告訴我大量警員同時聚集於示威現場的另一邊，即立法會大樓出入口附近的地方──示威現場已被包圍了。

在我四周的示威者預料到將會受到攻擊，故此正在架起路障，並用保鮮紙包着身體 (用以抵抗催淚彈)。 有些人帶備了頭盔、護目鏡和雨傘。明顯地，示威者並沒有好像我那麼天真，他們早已預料到警察可能會施行暴力。

我走進人群當中，看到一處可以拍到好照片的地方。它在中信大廈對面一個建築地盤的一幅圍牆之上。我爬上了圍牆，並把正在和平叫口號的人群拍攝下來。

警察的襲擊

在我抵達後數分鐘，在示威現場的另一邊，即立法會大樓附近，手持盾牌的警察突然間衝進示威者之中。示威者隨即組成人鏈把雨傘送上前方，以便前線的人可以築起自己的屏障。這些示威者是有權出席集會的──該集會已得到政府批准──而他們決意留在現場。

我向後一望，薛鎮廷的隊伍已經到達。他們用盾牌組成一條長長的防線以阻止任何人通過。警方封鎖了兩邊的出入口，而另外兩邊則是建設物和維港。人群已被包圍。

突然間，現場變得混亂。在前方立法會大樓那一邊，前線的警員開始攻擊示威者，並用巨型的盾牌開路。同時，在後方的警察維持他們的防線，防止示威者逃走。示威者迅速把防護裝備運往前方──雨傘、欄杆，和任何可組成路障的東西。其他示威者開始向往前推進的警察拋擲水樽和他們手上的任何東西。我則留在原地，並用相機盡量把現場的情況拍攝下來。

忽然，不知在何處傳來一聲巨響。在我前方近立法會大樓的方向，第一枚催淚彈被拋進被困的示威者當中。在立法會大樓前面的警察再向群眾直接發射10多枚催淚彈。我知道情況快將變得危險，但還是趕快拍了數張照片。

催淚煙開始令我的眼睛和皮膚產生劇痛。我從圍牆跳下，找尋可以躲避的地方。那時，在後方，即薛鎮廷的隊伍維持防線的地方，傳來了多次槍聲。當示威者嘗試向後跑躲避在前方的催淚彈之際，薛鎮廷的隊伍就向他們發射橡膠子彈，並攻擊任何走到防線的人。在我四周，示威者都在痛楚和驚惶之中尖叫。

當時已無處可逃。我留在牆邊，一個示威者用水替我清洗眼睛。

在我附近，示威者設立了救傷站。受傷的示威者開始到來，他們有些吸入過量催淚煙，有些因被警棍和橡膠子彈擊中而流血和出現瘀傷。

我知道我需要逃離這圍堵，因此決定冒一個險。作為一個外國人，手上拿着一個很大的相機，我希望他們會把我誤會為記者。我走向後方的警察防線，舉高相機，然後繼續向前行。當時並沒有人企圖阻止我。

憤怒和羞恥

走過警察防線之後，我轉過身來繼續拍照；如果他們把我當作外國記者，我就要善用這機會。我拍下更多薛鎮廷的照片，但我抑制不了自己的憤怒。拍照的時候，我向他喝斥﹕「你從哪裏來？該處有人權嗎？你究竟有甚麼問題？」當時我和他的距離只有數呎，他明顯地聽到了我的說話，但他卻望向其他地方，不理會我的提問。

直至那一刻，薛鎮廷的防線並沒有走進人群。當立法會大樓那邊的警察衝向示威者之際，他們只是守住防線，以阻止任何人逃離。但此時，他們分成三組﹕其中兩組阻止示威者逃離，而另外一組則準備正面襲擊，以輔助前方近立法會大樓那邊的攻擊。他們準備把示威者迫得越來越緊──這行動可導致擠壓或人疊人的情況，是一件十分危險的事。

我把他們準備時的情況拍攝下來，但他們卻喝斥我，叫我離開，以致我未能拍攝他們進攻的情況。

我覺得震驚，同時也覺得憤怒。現在我明白到我當時太天真，但那一刻我的確真心相信香港人──包括警察──是會尊重其他香港人示威的權利的。除了一些例外，2014年的雨傘運動還是這情況，但估不到數年之間，很多事情都轉變了。

我拍了一段影片，記錄了我在現場所看見的情況，並已將影片放上 Instagram。

由於警察已留意着我，並把我推開，我想我唯一可以做的事，就是嘗試拍攝部分我剛剛目擊有份參與暴力鎮壓和平示威的警察，把他們的面孔記錄下來。當時我十分難過，故此我在拍攝照片前，都向每一名警員不斷大聲質問，到底他們有否覺得羞恥。以下是我拍攝到的其中一些面孔。

其後，警方表示當天是示威者首先進行攻擊的，而大部分傳媒都如此報導，並沒有提出質疑。但我在圍牆之上，能夠清楚看到當天所發生的事情──在警方衝進示威區前線之前，示威者都是和平的。如果有人懷疑影片的內容或認為照片遺漏了甚麼，那麼他就要問自己一個問題﹕如果行動的目標是要驅趕「暴動」人士，為何他們要在一個獲批准的集會兩邊圍堵示威者？他們的意圖由始至終都不只是要攻擊示威者，而是要造成最大的痛楚。

就我當天觀察，警察的行為是毫無道理可言的。對我來說，這經歷只是一連串事件的開始；之後的三年，陸續發生了很多事情，動搖了我對法治的信心和對香港政府官員的信任，而最後它們都粉碎了。那一刻，我知道，該天在歷史上是重要的一天，而我需要參與其中。自此以後，我幾乎參與了每一次示威。我用我的相機，盡了我的綿力把事情記錄下來。

612已過了三年。現在，香港已是一個不同的地方，臣服於某些人之下，而那些人認為暴力鎮壓市民，比起放棄他們一丁點的權力和特權以滿足大眾的期望，來得更為可取。

但是，我們沒有輸。相反，我相信我們正在取得勝利。

過去數十年，雖然天安門、西藏、新疆和其他地方都出現暴政，但中國共產黨的所作所為，並未能改變西方外資的不斷投入、中國經濟和其他國家的經濟互相依賴，和火箭一般的高速增長。但是，香港做到了。無數警暴的影像幾乎即時傳送出去，同時間，關於政府頑固和無能的報導，令到世界意識到，中共威權主義必然興起這個假設，是站不住腳的。當然，還有很多工作要做，但一眾已發展國家已經以緩慢但堅定的步伐轉向圍堵中國政策，並與中國經濟脫鉤。這當中涉及很多因素，但香港是這轉變的轉捩點。

我們今年又再一次在香港和世界各地回想和記念當天發生的事情。以後，每年夏天我們都要經歷這個令人痛心的週年紀念，縱使我們不想去面對。這些回憶使人陷入深深的絕望之中，但香港人永遠不會放棄這城市，而我真心相信，有一天，我們會再一次在煲底相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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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9月，在香港示威浪潮達到頂峰的時候，數以萬計的香港人去到中環，只為了一個目的﹕請求美國政府支持抗爭。在一片由美國國旗和旗幟組成的旗海當中，示威者要求美國「光復香港」，樂觀的情緒在空氣中瀰漫着。「我們希望美國能夠推動中國實踐他們20多年前的承諾。」有示威者向華盛頓郵報如此說。「美國政府能令中國深思﹕到底他們是否想失去香港？」

我有參與當天的示威。但當天令我感受最深的，是示威者高度信任美國政府會做對的事，和我作為美國公民對它接近完全沒有信心，這兩者之間的對比。雖然我們很珍惜我們的制度和自由，但由於國會已太多次令我們失望，以致大部分美國人都不會期望我們的領袖會作出勇敢和有道德的事。在過去十年，美國公眾對國會的支持度通常徘徊在10至25%之間。就香港問題而言，而我對他們的期望也大約如此。

遺憾的是，我的悲觀大致上都已得到證實了。示威之後兩個月，國會通過了《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該法案容許對少數香港官員實施制裁，但卻沒有阻止政府鎮壓香港人和他們的權利。對於香港人最需要的支援，即停止西方資金流入香港，他們根本沒有考慮過。相反地，當時的美國總統多次為中國在香港的鎮壓辯護，同時積極與中國政府商討貿易協定，並私下表明立場，說如果中國下一步侵略台灣，他將不會干預。在一個訪問中，他讚賞中共主席習近平為「很棒的人」和「我的朋友」。至於《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他在同一個場合表示他可能不會簽署該法案。這激起了不少人的憤怒，並引發國會的壓力，最終他不情願地簽署了該法案。 

幸好的是，那位總統離任了，而新一屆政府雖然離開完美甚遠，但在中國問題上，卻取得少許進展，包括在中國政策上嘗試與歐洲盟友保持一致步伐、對保衛台灣採取強硬的立場、帶領《防止強迫維吾爾人勞動法案》的通過，以及鞏固與日本這個重要盟友的關係。

但是，國會與白宮仍然繼續辜負香港人。

最近，當示威者逃離香港，並在世界各地尋找避難所之際，國會卻未能以行動配合他們口頭上對運動的支持。雖然嘗試了數次，沒有一條能讓香港人取得居留權的法案最終成為法例。 最近一次就有一條小小的法案，建議容許美國每年接收數千名香港人，但有一名參議員反對，以致法案不能通過。現在，一個法案委員會已幾近肯定會否決把該法案納入一個較大的法案之中。

這些法案是兩黨共同提出的。平均來說，香港人算是較有技術和富裕，而美國正在經歷勞工短缺。按正常邏輯，不同政治光譜的人都應該伸出雙臂歡迎香港人。到底是甚麼阻止美國政府行出這一步？

簡單來說，一小撮激進的共和黨參議員阻止了香港的逃難者進入美國，同時間，支持逃難者的民主黨人和溫和的共和黨人卻未有盡力為這些香港人抗爭。兩個黨派的行徑都依循一個大家熟識的模式﹕對於幫助有需要的人士，共和黨人連最基本的法例也要阻撓，而民主黨人則沒有勇氣去做任何事情去改變這情況。

世界各地對香港移民提供的措施概覽

自2020年北京在香港示威後實施鎮壓開始，七百萬香港人之中，數十萬人已經往外地逃難。很多政府都採取措施，為這些移民提供機會。這些措施一方面是基於人道立場，另一方面是考慮到香港相對高技術和富裕的移民能為西方表現疲弱的經濟帶來益處。

英國提供了最廣闊的移民途徑。香港之前的殖民地宗主國，為了抵償過往的錯誤，開始為二百九十萬有英國國民(海外)護照的香港人提供居留權，好讓他們最終能夠取得英國國籍。今年，他們將計劃擴大，使到擁有該護照人士的子女(不論他們是否在1997年之前出生)同樣受惠。

加拿大也有提供特別的移民途徑，(主要)目標為年輕的香港人。如果一個香港人在過去5年於大學或其他專上學院畢業，他們就可以申請5年期的開放式工作簽證。只要他們在加拿大工作滿一年，他們就可以申請永久居留權。同樣地，澳洲也有為香港學生和高技術人士提供特別的移民途徑。在該國生活3年後，這些香港人就可以申請永久居留權。

與它的盟友相比，美國所提供的措施少得令人尷尬。由於國會不讓步，拜登總統去年用他的行政權力頒佈了名為「延期強制離境」的指示，讓在美國的香港人可以延期離境18個月，不用被遞解出境。但這措施只適用於已經身在美國的人士，對身處險境而又希望取得簽證進入美國的香港人毫無幫助。雖然過去數年有幾個法案提了出來，但每一次這些可以協助香港逃難者的法案都不獲通過。

參議員克魯茲獨力否決了《香港人民自由和選擇法案》

《香港人民自由和選擇法案》是由兩黨(包括 17名民主黨人和6名共和黨人)共同提案的，旨在提供幾個途徑讓高技術的香港人移居美國。2020年12月，在眾議院全院無異議的情況下通過後，一般估計該法案同樣可在參議院以口頭表決方式全院通過。

故此，當共和黨人克魯茲 (Ted Cruz) 開始在參議院發言時，如果有人相信他會支持法案，是可以理解的。畢竟，近年克魯茲多次重複表明他支持「政治異見人士和香港的民主運動」和「所有在香港為保衛自由和民主而抗爭的學生和參與運動的人士」等等。很自然地，當香港人有需要找一個友善的國家作避難所時，這位長期支持者一定會挺身而出，幫助港人，對嗎？

偏偏就是不對。克魯茲發言是要反對該法案。在沒有證據支持下，他聲稱該法案──該法案有6名共和黨提案人──是民主黨人「並非真誠的決定」，「試圖利用香港的危機以向他們的長期目標邁進，即改變我們的移民法律。」他同時聲稱該法案「會被中國共產黨利用，他們會藉此派更多中國間諜進入美國。」

由於法案是在參議院會期接近完結時才提出來，所以議員再沒有機會就此作出辯論。這一條法案在國會獲得535名有投票權的議員其中的534人支持，但克魯茲一個人站起來發言和反對，就把法案否決了──這怎樣看也不是民主理想的光輝展現。

《美國競爭法案》其中關於香港的條文

今年1月，《香港人民自由和選擇法案》的大部分條文被納入眾議院的《美國競爭法案》。這法案的主要目的是要促進某些產業，以便提升實力與中國競爭，但同時也納入幾段關於香港民主運動的條文。這法案已於2月通過了眾議院，並已送往參議院。但是，參議院沒有修訂和通過《美國競爭法案》，而是以自己的文字另外撰寫一條不同的《 美國創新與競爭法案 》。這法案沒有關於香港的條文。參議院隨後通過了他們自己版本的法案。

這兩個版本的法案已經送交兩院共同成立的會議委員會審議，以解決雙方的分歧。在那裏，激進的共和黨參議員再一次反對那些關於香港的條文。有一些共和黨人，如參議員魯比奧 (Marco Rubio) 和眾議員金辛格 (Adam Kinzinger)，堅持一貫立場，支持提供一條可給予香港人居留權的途徑，但是，其他共和黨人，如克魯茲和其他特朗普的代理人包括里施 (Jim Risch) 和布萊克本 (Marsha Blackburn)，則拒絕支持。霍利 (Josh Hawley) 在示威期間曾經來臨香港以示對運動的支持，並因此廣為香港人熟識。他也拒絕支持該些條文。

共和黨人這次叛變是有收穫的。在謀求調和兩條法案的會議委員會第一次會議，參議院司法委員會最資深的共和黨人葛雷斯利 (Chuck Grassley)──他一向是一個較傳統的共和黨人──表明他反對眾議院法案中關於移民的條文。他說他的立場反映了「同事們」的關注。

民主黨人方面，他們均一致支持關於香港的條文，但卻沒有把它們看為需要優先處理的事。會議委員會是一個混亂的程序，當中涉及很多磋商和雙方的互惠互讓。經過這程序後，法案會獲得通過，但沒有人會完全認同最終敲定的法案條文。其實，關於香港的條文只是整個法案的一小部分。面對反對聲音，民主黨人是可以在法案中其他不太重要的議題讓步，以換取把這些條文納入法案，但直到此刻，他們都沒有這樣做。

共和黨人的理據不通

共和黨人抗拒關於香港逃難者的條文，主要有兩個理據﹕中國會利用該條法例來偷偷把間諜送進美國，和該些條文是民主黨邪惡計劃的一部分，旨在製造「開放邊境」政策，以容許各種深膚色的人進入美國。從香港條文的角度看，這兩個理據都不合情理，更顯得十分疑神疑鬼。

這邊有間諜，那邊也有間諜，周圍都有間諜

當然，無可置疑的是，中國希望差派更多間諜進入美國，但他們有更好的方法去進行這件事。要成功，一個利用新移民的計劃須先投入大量資源，以訓練有潛質的間諜，然後把他們送進美國，再等待多年以便他們爬升至高級職位──這是一件需要不少運氣的事。如果用現金把已經擔當重要職位的人收買過來變成中國的雇員，會是一件更容易、更快捷，和更便宜的方法。這方法也較為常見，例如，最近一宗案件就顯示，中國涉嫌利用美國公民進行間諜活動。

另外，《美國競爭法案》的條文只容許每年5,000名高技術的香港人進入美國。相比之下，2019年全年就有149,000人從中國大陸移民至美國。如果中國是藉着移民來把間諜偷偷送進美國，相信他們會把間諜混入更大規模的大陸移民當中，而非香港人。

開放邊境的計謀

克魯茲反對《香港人民自由和選擇法案》原先版本的演詞，主要是指控民主黨人會利用該法例去宣揚開放邊境的政策。葛雷斯利在會議委員會開場發言時，把這些條文形容為「有黨派因素」(雖然法案是由兩黨共同提案的)，也觸及這理據。據報，與社運人士進行非公開會議時，其他共和黨人也提出類似的關注。但事實上，這法案的實質內容會令到這理據站不住腳。

之前已經說過，這些法案只會容許每年5,000名高技術人士進入美國，相比之下，每年就有超過一百萬名移民進入美國。法案的其他條文會修訂香港人獲得庇護的準則，和提供「臨時保護身份」予在美國的香港人。但這些條文只適用於從其他途徑(如學生簽證)進入美國，並已抵達美國的香港人。如果民主黨開放邊境的計劃是每年讓5,000名香港移民在美國定居，那麼，這就不是一個很成功的計劃。

雙重標準

香港人是一群特別的人，無論他們在那裏定居，也能為該國帶來正面的貢獻。我們在英國、加拿大、澳洲和其他地方日益壯大的港人社區都看到這情況。他們為當地欠缺人才的經濟帶來技術、盈利潛能和活力。如果有他們成為社會的一份子，將會是那個國家的幸運。

那麼，激進共和黨人阻撓這些條文成為法律的真正原因是甚麼？

兩星期前，有一條法案提交至參議院，建議為烏克蘭人提供援助，包括提供9億美元去幫助在美國定居的難民。這次，參議員克魯茲發言表示支持法案。他沒有提及俄羅斯的間諜，也沒有指控民主黨人利用烏克蘭的危機去推展一個激進的移民計劃。

看來，至少有部分共和黨人不太憂慮移民和間諜問題，如果這些新移民是白種歐洲人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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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杜淦堃一月當選香港大律師公會主席的時候，他對傳媒說公會「不應處理和商討政治議題」。本周初在南華早報的一篇訪問，杜再次強調要遠離政治。

這兩次表態都意味着杜的風格會比前兩任主席夏博義和戴啟思較少政治化。夏和戴在香港示威和之後的政府鎮壓期間帶領着公會，並經常就法律和憲法問題發表聲明。

可是，事實上，公會正正是在夏和戴的領導下堅持避免在政治爭論中偏袒任何一方，只專注於法律和憲法事宜，不理會政治觀點。相比之下，在杜的帶領下，公會正用上越加強烈的政治語言，以支持政府最重視的立場，但對法律界傳統所關注的議題，則變得沉寂。他已帶領公會走上一條令人憂心的道路。

法律的保衛者﹕在2019-2020年動盪時期的大律師公會

在2019年示威期間，戴啟思是大律師公會主席。眾所周知，公會長久以來就法律和權利問題經常發表聲明。在2019年下半年，公會就各種各樣的法律和憲法事宜發表了不少聲明，有些是批評政府，另有一些是批評示威者。以下是部分聲明﹕

• 2019年6月6日，公會就政府提出的逃犯條例修訂草案的法律後果表示關注。這草案其後引發大規模示威。

• 2019年6月13日，公會譴責2019年6月12日在添馬公園附近示威時雙方的暴力行為，並對有影片顯示出警方使用過份武力表示關注。

• 2019年7月5日，公會呼籲進行一個獨立調查，以檢視6月12日及7月1日在立法會綜合大樓發生的暴力事件，並調查雙方有那些人違反了法律。

• 2019年7月24日，公會譴責2019年7月21日在元朗地鐵站有支持政府的人士襲擊乘客，並對警方未能適時對事件作出反應提出關注。

• 2019年9月2日，公會譴責那些因在香港國際機場和在地鐵示威而違反法庭禁制令的人士。

• 2019年9月3日，公會對警方於示威期間，多次在有記錄的情況下違反警察通例表示關注，包括警察於8月31日在太子地鐵站襲擊乘客。

• 2019年9月，公會譴責有市民──相信是支持示威的人士──對負責檢控示威者的政府律師作出辱罵。

• 在2019年11月及12月發表的兩份聲明中，公會譴責有人──相信是支持示威的人士──在終審法院、高等法院及沙田法院進行縱火和破壞行為。

2020年，在北京和他們在香港的代理人開始壓制公民自由的時候，基本法和人權法案經常被忽視，公會在這期間繼續審慎地發表法律意見﹕

• 2020年4月20日，在直屬北京的香港中聯辦看來已從香港政府手中接管了反示威和國家安全等工作後，公會發表了一份聲明，提醒北京和公眾基本法第22條禁止北京干預香港自行管理的事務。

• 2020年5月25日，公會發表了一份聲明，指出北京的國安法草案根據基本法第18條及其他條款是不合法的。

• 2020年6月19日及23日，公會發表了兩份聲明，表示對隱秘的國安法草案一些已報導出來的細節表示「十分關注」和「令人憂慮」。

• 2020年7月1日，在國安法一夜間加諸於香港之後，公會對國安法的內容和引進香港的方式表示「深切關注」。

• 2020年8月2日，對於北京在香港不符合憲法的行徑──今次是政府把立法會選舉押後一年──公會再次表示「極度關注」。

在2019和2020年，大律師公會作為這城市最權威的專業法律組織，一直專注於維護法治和司法系統的完整性。不論你是否同意他們的立場，也不能否定在這時期的每一篇新聞公報都明顯地針對法律事宜，而不是偏袒某一方的政治利益。

但是，這對北京或香港政府來說仍然是不足夠。2021年1月，夏博義當選成為大律師公會主席。他當時發表聲明，承諾會鼓勵政府同意修訂國安法的部分條文。就此謙卑的聲明，中國政府的代理人不斷向他施以威嚇和浮誇的辱罵。中聯辦攻擊他，說他漠視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不容置疑的神聖權力」，斥責他「赤裸裸地挑戰基本法所確定的香港特區憲制秩序」。國務院港澳辦也指控他「以英籍身份之便勾聯外國勢力干涉香港事務」──這是可能違反國安法，並足以判監的罪名。

杜淦堃領導的大律師公會向北京靠攏

大部分大律師公會主席的潛在候選人，都因北京對夏博義不合理和嚴厲的對待而被嚇倒。今年1月，杜淦堃自動當選成為新一任主席。他是唯一一個願意擔當這職位的資深大律師。

香港法律界所認識的杜淦堃，有點像一條變色龍。在受到威權主義者威脅，而法律或律師受到輕視的情況下，變色龍應可適合成為一個律師組織的領導人。變色龍經常被視為沒有原則，但他們善於在困境中生存。很多不同政治背景的大律師都明白，在這艱難時期，這樣一個領袖有其潛在好處。民主派元老吳靄儀和李柱銘，與兩位前主席夏博義和戴啟思，在杜當選後都同樣表示支持他成為主席。

所以，如果杜淦堃信守承諾，避開政治，以求在這動盪時期帶領公會前行，大家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他正越加使用公會，使它成為宣傳北京和香港政府立場的工具，並同時漠視這城市的大律師應該關注的事情，包括不合理的拘捕和司法的失當行為。

自杜當選後，公會只發表過4份聲明──這頻率與2021年全年(夏博義當時為主席)所發表的8份聲明相約，但就遠少於2020年的20份和2019年的19份。如我上文所述，過去數年，公會的聲明從所有政治角度出發，表達出對法治受到威脅的關注。但是，在杜領導之下所發表的4份聲明，全都支持政府的立場──其中三份複述政府關於司法獨立和誠信的立場，其餘一份則認同政府的決定﹕公會原本推薦一位合資格的資深大律師加入司法人員推薦委員會，但被政府否決。而且，每一份聲明離開公會一向審慎使用的法律語言越來越遠，都變成粗糙的、沒有佐證的政治宣言。

大律師公會就司法人員推薦委員會所發表的聲明

根據基本法第88條，司法人員推薦委員會是一個唯一有權推薦法官和裁判官任命的機構，故此是一個重要的政府組織。大律師公會可委派一名會員出任委員。2021年8月前主席戴啟思辭去委員會職務後，公會提名蘇朗年接替他的位置。雖然蘇朗年是一名資深大律師，明顯地合資格出任該職位，但行政長官卻否決提名，並只在公會推薦以杜淦堃替代蘇朗年後才肯任命。否決大律師公會的提名是前所未有的事。行政長官沒有解釋為何不能接受蘇朗年，但值得注意的是，蘇朗年和時任公會主席夏博義都不是華裔，而他們兩人都被國有媒體攻擊為「外國人」。

作為一個法律界的組織，公會理應在這時候公開捍衛蘇朗年的提名。對於特首拒絕接受一名獲公會提名而又符合資格的人士，而該決定不單前所未有，也欠缺解釋，公會也理應表達關注。但是，在3月25日，公會發出一份聲明，「歡迎」行政長官任命杜淦堃成為司法人員推薦委員會委員。該份聲明把特首否決蘇朗年任命的決定輕描淡寫地描繪成政府「邀請…推薦另一位大律師以供考慮。」該份聲明完全沒有為蘇朗年辯護，以致政府和國有媒體對他的毁謗得不到澄清。

大律師公會就司法機構所發表的聲明

在3月30日及4月2日發出的兩份聲明，大律師公會對兩名英國的海外法官辭任終審法院法官「深表遺憾」，並「歡迎」其餘9位海外法官表示繼續留任。原則上，公會這立場並沒有不尋常的地方。奇怪的是，這些聲明甚少聚焦於海外法官的辭職，重點反而似是公會藉着這些聲明宣稱司法機構仍然獨立和有誠信──這是香港政府和國有媒體近來向外界宣傳的重點。

在3月30日的聲明，公會表示在香港有工作經驗的律師和法官「必然會認同香港擁有獨立的司法機構及堅守法治精神。」而4月2日的聲明則強調，5位海外法官明確指出他們「完全滿意香港終審法院同僚（在維護法治和審視行政行為方面）的獨立及誠信。」

在此必須明確指出﹕我在這系列的文章早已詳細討論過，現在有很好的理據相信司法機構的良好運作正受到威脅，並且需要我們的深切關注。作為一個資深大律師，杜淦堃應比大部分人更加了解這些事情。

然後，在上星期，大律師公會發表了一份真正失常的聲明。這份聲明是關於建議美國政府實施的制裁。7位美國國會議員──535名議員之中的其中7位──寫信給美國總統，建議對香港國安法指定法官實施制裁。國會議員經常發出這一類公眾信函，而它們通常只是空談，旨在從某些組別的選民中贏取選票。它們不是美國政策，甚至不是任何類似政策的東西。

雖然如此，大律師公會卻選擇在這時刻放棄多年來用字審慎、充滿法律語言的聲明（這樣的用字旨在維持社會對公會和香港大律師的信任）。公會寫道，它們「對任何地方的任何人士嘗試干預香港司法機構的獨立運作…予以最強烈的譴責及深表遺憾。」該聲明繼續指出，「香港法官的獨立性及誠信是毋庸置疑的。他們的甄選、委任以致執行其憲制職務及責任，均不涉及任何政治的考慮或受到任何干預。」

毋庸置疑？香港及世界各地數以百萬計的人都在深深懷疑司法機構是否仍然保持誠信，他們會信嗎？

捍衛政府，同時拒絕批評它

當然，我們尊重公會有責任就法治議題發表意見，但不代表公會的立場必須與我們的想法一致。可是，公會近期的舉動，有兩點值得關注。

第一，聲明的用字馬虎和政治化，而且並非律師常用的文字。以前公會的聲明都有一個熟識的法律模式﹕有分寸而且謹慎的立論，然後以證據佐證。但近期的聲明既沒有分寸，也沒有證據佐證。他們對境外勢力干預和整體官員的誠信發表了憤怒和非黑即白的聲明。這類聲明較常見於中國政府「戰狼」發言人或國有媒體那些冗長的發言和文章，而不是來自受到信賴和尊重的律師組織。

第二，公會不只在複述着政府的既定立場，同時也對政府多次濫用法律表現沉默──這明顯是經過偏頗的篩選。杜淦堃領導之下的大律師公會，多次選擇不去就涉及濫用法律和憲法的事件發表意見，以下是一些例子﹕

• 今年3月，公會前主席夏博義被警方國安處要求會面。據報導，他因涉嫌違反國安法而被「警誡」，並被告之要離開香港。他在數小時後已登上飛機，可能永遠不能回港。對公會來說，不合理拘留和騷擾其前主席是重要的事情，不是有很多議題比這件事更值得公會譴責。可是，公會卻沒有發表意見。

• 7位美國國會議員發出建議制裁的信函後，公會發表了意見。在同一日，吳靄儀──一名公會內受到尊崇的會員──就因參與一個組織而遭到拘捕（該組織幫助涉嫌犯上政治罪的被告承擔法律開支）。公會沒有就這次政治性拘捕其會員發表意見。可是，在2019年，公會卻發表了一份聲明，讚揚 International Bar Association 決定頒發一個奬項予吳靄儀和李柱銘，以表揚兩人「在保護人權和追求正義的傑出貢獻。」

• 上月，兩名法庭旁聽人士涉嫌在一名被告陳詞後拍手，他們被拘捕，控以煽動罪，並且在沒有審訊的情況下被監禁。雖然這些拘捕嚴重超越了對煽動法例的正常解讀，而這事件也關乎法庭的良好運作──杜淦堃領導下的公會曾就這議題發表意見──但今次公會卻沒有發表聲明。

• 公會對於荒唐的特首「選舉」所引發的憲制問題沒有意見。北京只容許警員李家超「當選」特首，不容許其他支持建制的競爭者參加，更遑論民主派人士，因而削弱了一國兩制。

• 很多香港人，包括記者、電台主持和一位天主教樞機，都受到不合理的政治性拘捕、定罪和監禁，但公會卻沒有意見。

雖然如此，但杜淦堃領導之下的大律師公會卻有時間譴責7名寂寂無名的美國國會議員發表的一封鮮為人知的信件。

如果公會不就政府濫用法律發聲，那麼它就應該完全不發聲

大律師公會是一個歷史悠久的組織，長久以來它的可信性和獨立性都受到尊崇。但近年我們看見很多成立已久的機構都受到北京的政治機械籠絡。我擔心公會也正朝着這個方向前進。

1948年大律師公會成立的宣告

我所關心的不是杜淦堃承諾會保持非政治化，而是他沒有堅守承諾。像很多支持威權主義的建制派人士一樣，他和他領導的公會似乎正在把支持政府的立場視為非政治化，而任何對政府行動的批評就被視為因過份政治化而不能觸碰。

看到北京的代理人是如何對待夏博義之後，大律師公會如果想避免得罪北京，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相對於接受籠絡而變成無法無天的威權主義者的政治工具，公會保持完全沉默，會是一件更好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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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讀者都知道，去年夏天，我因為一宗我沒有犯下的罪而入獄接近三個月。

去年5月，裁判官林希維審理了一共四天的聆訊。我的律師當時提交了大量影片證據，並成功使到兩名指控人在宣誓後承認重複地說謊。之後，林官用了七個星期才宣告裁決。他作出了一個令所有有份參與這場官司的人震驚的判決──就是裁定我有罪，並判處監禁四個半月。該書面決定充斥着法律上和案情上的錯誤，簡直可說是旨在扭曲案情、保護曾刑事襲擊多人的一名退休警察及一名懲教人員，並把一個無辜的人送進監牢。

複地扭曲閉路電影片的內容

想了解林官的判決究竟對法治和法庭的廉正有多深的冒犯，最佳的方法，就是觀看我們數月前製作的影片，它把有關證據與林官對事實的扭曲作了對比 (如果你有少許時間而還未看過該片段的話)。你須登入 Youtube 才可觀看該片段﹕

當中的重點如下﹕

• 事件發生之時，一個姓俞的人，被懷疑是一名警員。他重複地以英文及中文說他不是警察，並重複地拒絕向在場人士出示委任證。林官說俞的重複否認與案件是沒有關係的，因為他最終改變了他的回覆，承認他是一名警察──在我出手干預以制止他對他人的襲擊之後。

• 俞承認事件的起因是他訛稱一名少年涉及性侵，然後他抓住該少年，並開始打他。林官說這不是一個「虛假的指控」，因為俞的意圖是要誤導途人，令他們出手阻止和揍打該少年，而非要作出虛假的指控。在林官眼中，訛稱一個人犯下嚴重罪行，以誘使其他人對該名錯誤被指控的人進行暴力襲擊，是一件合理的事。

• 影片顯示出當俞正在用拳頭毆打該少年的時候，另一名男子，懲教人員盧志強，從後按住了該少年。俞接着拿出警棍，把它伸長，並開始擊打該少年。之後他把該少年推向牆壁，掐着他的頸，試圖讓他呼吸不到。俞承認該少年並沒有犯下可逮捕的罪行，故此他對該少年使用武力，已違反了警例。就算可以使用武力，用警棍襲擊頭部或頸部也是絶對禁止的。林官卻否認可從影片中看到這些情節。

• 當該少年逃走後，俞就追着他。接着可以見到他從樓梯下來，行到我那裏，而我當時正在與幾個人談話。俞當時手中已拿着警棍，而這是屬於違反警例的行為。他立即走到另一位西人面前，推撞他，向他大聲叫喊，並提起警棍指向該男子的頭部。這當然是非法襲擊。如果俞當時穿着制服，這也會是非法襲擊。如果他當時重複叫着﹕「我是警察」，這同樣會是非法襲擊。警員只許使用合理的武力，而根據警例，合理武力的意思很清楚﹕當人們只是在交談，沒有理據要被拘捕的時候，警員使用任何武力，就是襲擊。林官無視片段中這些情節，只是寫了「俞沒有襲擊任何人。」

• 當我伸手去抓住警棍和把這個危險的人解除武裝的時候，可以在片段中見到俞把警棍伸長，舉在他頭頂之上，並衝向我以用它來擊打我。林官卻說俞「伸長警棍用以自衛。他隨即踏上前，以圖向被告查詢。」這可能是林官判決中最明目張膽的謊言。

• 在片段中，可以看見俞在欄杆上絆倒，墮在地上，並抓住我的上衣，把我拉倒，而我則跌在他上面。林官說我把俞拉過欄杆至地面，然後跳到他上面。

• 在片段中，俞把我按住在他之上，同時用警棍擊打我的腿部和側邊。為了阻止他的襲擊，我打了他的頭兩次。這容許我抓住警棍，隨即我便站了起來。林官否認我受到警棍擊打，相反地，他裁定我惡意地跳到俞之上並開始打他。

影片是清晰的，林官不可能相信他對那些事實的描述是準確無誤。他不是單純的弄錯了──他是說謊話。然後，他就把我這個無辜的人送進監牢。

終審法院首席法官拒絕把行為失當的司法人員停職和調查他們，是屬於失職

林官不是近期唯一一個厚顏無恥地捏改證據內容的司法人員。我已寫了關於另外兩宗案件的文章。它們分別由裁判官陳慧敏和法官胡雅文裁定，都是關乎法官和裁判官扭曲證據，以達致不妥當的判決。其實還有其他案件，我只希望有足夠時間都把它們寫出來。

香港司法機構的獨立性和專業精神正受到自身內部的攻擊。我的案件並不是一件獨立事件，而是一場「疫症」的其中一個案例。這猖獗的司法失當行為是應該引發高層司法人員的警覺的。

可是，在上星期，終審法院首席法官張舉能卻聲稱「法庭的公正持平絕不會...受到影響」，而且「事實是香港享有司法獨立」。

我希望這是由於首席法官不知道他的下級法院正在發生甚麼事，而不是他蓄意掩飾這些失當行為。

張官可能以為他可以守株待兔，等候偶然一宗錯判的案件，經過多年的上訴和花費數百萬港元的訟費之後，經上訴最終漂浮至終審法院，然後該錯誤的判決就可以被推翻。但這不是他的工作。根據《香港終審法院條例》第六條，首席法官「負責司法機構的行政管理」。他的職責是要積極確保良好的司法管理，包括當有明目張膽的失當行為危害到公眾對司法的信心時，他就要出手把那些法官停職，以待調查。

上一任首席法官馬道立某程度上明白這點。2020年4月，區域法院法官郭偉健向一名斬傷三名黃絲示威者的男子表示同情，並讚揚他為「不自願的被犧牲者」。馬官隨即調走郭，不許他再審理與示威有關的案件。這是不足夠的，但至少是做了最低程度的功夫，以保住司法公正的公眾形象。自此以後，有一些法官和裁判官做得比郭官更加差勁，他們捏造證據、扭曲法律，以把無辜的人送進監牢，但都無需承擔任何後果。

如果張官真心相信他上星期所說的，即司法獨立必須受到保護，那麼當有裁判官和法官受到失當行為的指控時，而那指控是可信的話，他就應該把他們停職，以待進行全面調查。

但我們不必存有太多希望。2021年7月，在張官就任之後，他就把郭官復職，而上星期張官的演說或可顯示出，在張官口說要捍衛司法機構獨立和公正的聲譽背後，付諸行動的意願其實並非太大。我希望我的想法是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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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荔枝角收押所，我和一名75歲罹患癌症的政治犯住在同一個囚室。監獄把他的法庭聆訊取消，並繼續在沒有保釋的情況下囚禁着他，監獄也沒有指示他何時能夠尋求釋放。

在赤柱監獄，有6個星期的時間，數以百計的囚犯被單獨囚禁在細小的囚室內。他們只准隔天短暫出來洗一洗澡。

在一個多人共用的囚室，躺着一個囚犯的屍體，數小時也沒有人處理，其他囚犯只好擠在這細小房間最遠的角落，以避免與屍體太接近。

以上只是我在2022年2月28日被送進監牢之後所遇到的可怕情況的一些例子。當時香港正因應新一波冠狀病毒感染而開始收緊防疫措施。懲教署很快便扔掉了各樣之前被視為在香港法例下必須受到保障的囚犯權益。所有親友、律師和領事館代表的探訪皆被禁止。所有出庭應訊的安排被暫停，意味着還押的囚犯不能在法庭上獲准保釋或尋求脫罪。囚犯整天24小時被困在囚室，他們沒有工作、沒有運動、沒有社交活動，也沒有娛樂。有時沒有食物和藥物，如果有的話，也沒有固定時間表。囚犯之間的信件，很多都不能去到收信人的手中。如果能夠收到信，也是信件寄出之後2至3個星期的事。有壓力的懲教人員變得更加好鬥，有時更會變得粗暴。

當這些事情發生時，福利官和高級官員的每日探視同時被取消。這些探視的目的是要保障囚犯，以免他們受到濫用，但現在他們連投訴的機會也沒有。

簡而言之，懲教署剝奪了囚犯最基本的權利，然後切斷囚犯與外間的聯絡渠道。我們沒有能力阻止官員奪去我們基本的需要，甚至不能向外間說出在監獄內究竟正在發生甚麼事情。這結果就是一場人道危機，令到每個囚犯的生理和心理都飽受壓力。至少三個囚犯在不清不楚的情況之下死去。他們三個都沒有對新冠病毒檢測呈陽性反應。

我在這6個星期所看到的情況，可以用不同詞語去形容﹕最好的，可以說是「混亂到危險的地步」，而最差的，則可說是「不折不扣的罪行」。可是，這些情況與今日香港的整體狀況其實也差不多。我們之前珍而重之的權利和自由，已隨着掌權者的心意隨意被扔掉。

極速衰壞的情況

2月8日，高等法院駁回我的上訴，我隨即被送進監牢以完成餘下6個星期的刑期。我首先到了荔枝角，然後在赤柱監獄度過最後兩個星期。這是繼去年夏天服了差不多兩個月的刑期後，第二次走進監牢。

2月3日，即進監牢之前5日，懲教署宣布因應第5波疫情 (即 Omicron 變種病毒在全港蔓延時)，所有探訪均被禁止，就算律師和領事館代表也不能探訪，親友探訪就更用不着說了。

這禁令不單止切斷了和外間的聯絡，還製造了其他問題﹕根據懲教署的政策，如果要給新來的囚犯送遞書本、梳洗用品、筆記簿、原子筆或其他東西，探訪者必須先把它們交予懲教署職員。這些物件不能郵寄，也不能由囚犯購買。當親友的探訪被禁止後，懲教署就令到新來的囚犯無法取得物資，也沒有物品可以用來打發時間。即使許多人 (包括我) 知悉這新政策的影響並立即表達關注，監獄的官員也只是在數個星期後才做點事情。

所以，對我來說，在牆內的首兩個星期是充滿挑戰的。我沒有東西可以閱讀或書寫。我每天都有爭取閱讀一份大家共用的報紙，但不算很成功。尚算幸運的是，不知何故，我起初被編排到診療室，那裏有一部電視，而我的囚友都友善地容許我每天看30分鐘的英語新聞。在診療室以外，沒有囚犯可以有這種福利，他們都被困在細小並只供睡眠的囚室 (這點稍後會詳談)。

我們不准離開囚室，房間內有一個廁所。運動與平常的活動如工作和康樂活動都一律被禁止。在最初的數星期，也沒有信件到來。我們後來才得知很多信件都不受理，或是無端消失，而能夠通過審批的信件都延遲了2至3個星期才能到達收信人手上。

沒有探訪、沒有電話，也沒有信件，我們不能與牆外世界接觸。我們活在一個黑箱中。

兩個星期之後，監獄調整了政策，容許家屬探訪一次以給囚犯送遞物資，但仍然禁止雙方會面。我收到了數本書、一枝筆，以及一些紙張以打發時間。但在這6個星期的期間，我和其他囚犯從未獲准接待訪客——就算律師和領事館代表也不能見。無數囚犯的出庭應訊安排被取消，而他們也無法給予律師指示。在這疫情當中，不少囚犯對家中長者的健康憂心忡忡，但卻無法知悉他們的情況。

大概是由於我的護照和我案件的政治背景，我受到了「特殊待遇」，這可從另一件事件顯示出來﹕在監牢過了兩個星期，我獲准致電美國領事館。有一名懲教人員負責監察那次通話，他以有點不耐煩的語氣對我說，我是整個監獄系統之中唯一可以享有這福利的人。

在2月中的一個早上，我們一覺醒來準備吃早餐，但我們的食物沒有出現。幾個小時之後，一名職員告知我們一名在廚房工作的囚犯對新冠病毒檢測呈陽性反應，所以整個廚房的員工都要隔離。當天早上，監獄內沒有一人有早餐吃。我們都在想當天甚麼時候才可以吃東西——如果有得吃的話。

最後，到了大約中午，一份有飯、白菜和一片薄薄的肉，但份量細小的午餐終於送到來。這類膳食持續了兩天，才回到平時的標準供應 (雖然標準供應並非美味，但至少有營養和飽肚，不似那些飯和白菜那樣)。但是，吃飯時間從此預計不到﹕食物會在每天不同時間送到來。很多時，肉類和奶類食品來到時已經變壞。有時，根本沒有食物送到來。

2月22日的早上，我們知悉一名男子半夜在他的囚室逝世。醫院的工作人員卻不敢接觸屍體。當他們正在安排如何移走屍體的時候，那屍體就遺留在囚室中，故此該房間內的囚犯須與死者共處數小時。他們在等候的時候，都擠在牆邊，表現驚慌。最後，該死者並沒有感染冠狀病毒病，但我們也沒有被告之他的死因。可是，死者和我們一樣，都有數星期的時間被困在囚室之中，而這期間他連基本需要都得不到滿足。政府的新聞公告雖然宣告了他的死訊，卻沒有提及相關的詳情。

3個星期之後，我的囚倉內，8個人之中有5個的病毒檢測都呈陽性，所以我就被安排由相對較舒適的診療室轉到 M 座。M 座是一座大樓，內裏都是擠迫、骯髒、只作睡眠之用的房間。平時，囚犯一早就會離開房間，直到晚上睡覺前才回去。那裏沒有枱或椅子，只有金屬製的硬牀和一個廁所。 由於大規模拘禁政治犯，所有房間都過份地擠迫﹕我的囚室雖然標明只可容納6人，但8個囚犯卻並排而睡，而床舖與床舖之間都沒有空隙。在正常時期，這樣的環境已屬不衛生和不舒服；在疫情期間，這樣的環境更是有問題。

我從我的新囚友口中得知他們已經待在這小房間有3星期之久。他們只可每天或隔天離開房間一次，到大樓低層洗澡。他們無所事事，只能盡量吸煙、聊天，和睡覺以打發時間。很多囚犯每天都會吃數次安眠藥 (由負責醫療巡視的職員派發)——睡覺是讓時間過得快一點的唯一方法。

我只在這囚室度過一晚。第二日早上，我的病毒檢測就驗出陽性結果。如同幾乎所有受懲教署管轄而又驗出陽性反應的囚犯一樣，我從來沒有甚麼嚴重病徵。

隨後我就被帶到監獄的另一邊，進入一座叫「F座」的大樓。這座大樓都是單獨囚室，而大部份樓層都用作安置受感染的囚犯。若在平時，入住 F 座可算是對我的福利，去年夏天我就住在那裏。當很多囚犯要與其他人共用同一囚室時，我的單獨囚室就提供了一些私人空間。 (我不知道他們是想保護我，或是想保護其他人，以免他們接近我，但我樂於接受這福利。) 但是，現在因為隔離限制的關係，我整天都被關在房間內，與所有人隔絕。這隔離措施維持了10日，期間我鮮有機會同其他人接觸。

在這種隔絕的情況下，一個人會很快變得不穩定。在兩日之內，我便開始經常自言自語。我會在那小房間來回踱步。我陷入越來越深的焦慮之中，而且開始有疑神疑鬼和煩躁的情況出現。我不是唯一一個有這樣情況的人﹕後來我知悉很多囚友都有類似的徵狀。人類是群體動物，我們不善於處理與世隔絕的狀態。

我每天都有服用處方藥物。在正常的時候，我應該要每晚去診療室，然後在那裏吃藥。現在因有抗疫措施，醫療人員本應要過來派藥物給囚犯。但自我離開診療室後，派藥服務並不定時。有三個晚上(不是連續的晚上)，我沒有收到藥物，導致整晚心悸和頭暈，直至第二天早上吃到藥物後才停止。這派藥服務的疏漏和混亂對囚犯來說是極度危險。我慶幸缺乏藥物只是令我生病，而未有使我喪命，但其他人就未必這麼幸運。

3月7日，再多兩名囚犯死亡——一個在荔枝角，另一個在赤柱。政府宣告他們的死訊時，重點在於該兩名囚犯生前已有的疾病。新聞公告並沒有提及他們死前都經歷過鎖倉。

如果權利可以隨意被扔掉，它們就不是權利

大部分人都相信要戰勝病毒，犧牲是少不免的。我當然支持合理的防護措施，但懲教署對監獄所實施的方法令人震驚，因為它們根本沒有平衡不同的考慮，而這缺點也可見於香港政府對整個城市所行使的抗疫措施。剝奪囚犯僅有的權利和待遇，對他們健康和福祉的侵害，遠遠大於病毒對他們的任何傷害。但這些都無關重要﹕對於懲教署和香港政府，最重要的是「疫情防控」。中央政府已下令「清零」為香港的首要任務，而囚犯的福祉當然不可以成為任務的阻礙。

為了看似抗疫，沒有任何權利神聖得不可被廢棄。「看似」在這裏是重點。當囚犯正在忍受着鎖倉之苦的時候，真正有效阻止病毒傳播的措施，即每天檢測和隔離受感染的囚犯，卻只是在初期認真地進行。疫情爆發數星期後，已可清楚預見確診數字沒有回落趨勢。那時開始，懲教人員只是把檢測用具交給囚犯，然後便離開。他們特別對囚犯說，只要有一個檢測呈陽性，他們就會把所有同一囚室的囚友送往進一步隔離。為了不想因受感染而被進一步隔離，也為了不想連累他們群組中的朋友，囚犯們都懂得把早前一天的陰性結果取代該天的陽性結果。所以，懲教署很快便可以宣布確診數字正在下降。但事實上，真正下降的是認真檢測的數字。

根據定義，權利是受到保障的；它們不是選項。但是，在香港政府眼中，「權利」只被當為特權，而且可以在有需要時撤回。我認為這就是香港政府和北京政府對香港的政策最根本的缺失。在他們的世界裏，當對當權者有利的時候，沒有權利和法律是重要到不能被擱在一旁的。

囚犯是社會上其中最受憎恨和排斥的一群人，但法律上他們都有自己的權利。這是有原因的﹕因為如果沒有這些權利，那些掌控他們命運、但對他們的福祉漠不關心的人，就不會善待他們。當病毒蔓延至全香港的時候，這種事情正正發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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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支持者P為文章作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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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12月，香港區域法院法官胡雅文裁定前蘋果日報負責人黎智英、大律師鄒幸彤和社運人士何桂藍煽惑他人明知而參與未經批准集結罪成──該集結是2020年的六四集會。胡雅文法官同時裁定鄒幸彤及何桂藍明知而參與未經批准集結罪成，但黎只是被控煽惑。

老練的社運人士經常都會透過故意違反某些法例來突顯該法例的不公義。鄒幸彤和何桂藍，兩位我深深敬佩的社運人士，可能就是因此而捲入官非，但法庭沒有任何證據證明黎智英曾煽惑他人參與集會。看來，胡雅文法官之所以判黎智英有罪，只因他在政府眼中，是一名著名的政敵。在她的裁決理由中，她也沒有怎麼嘗試去掩飾這理由。

一個記者招待會、一支蠟燭，和一次遊行

自1990年，每年6月4日，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都會在維多利亞公園舉辦燭光晚會，以紀念六四鎮壓的受害者。2020年，警方首次以疫症為由拒絕批准集會，而該次決定是在政府大規模壓制異己的時候作出的。

6月4日當天，支聯會主席李卓人在維園附近(但不是在維園內)舉行了一個記者招待會。公眾集結條例限制未經批准集會的人數不可多於50人。由於在場的人數少於這個規限，所以所有人都同意該記者招待會是一個合法的集會(至少根據相關的公眾集結條例)。在李卓人發言後，有些人點起燭光。支聯會的成員其後分成小組，並步行往維園。

據報導，李卓人在發言中呼籲市民在城市各處點起燭光，而這舉動明顯不屬煽惑他人在維園參與非法示威。不過，律政司卻控告李卓人及很多當時在場的人士煽惑他人參與一個其後在維園舉行的未經批准集結。姑勿論該些控罪是否合理，李卓人及另外三個在場的人於11月1日承認犯了煽惑罪。黎、鄒及何沒有認罪，並選擇進行審訊。

根據胡雅文法官的裁決理由，黎智英出席了李卓人的記者招待會，並與數名在場的人在鏡頭面前點起了燭光。但是黎智英與李卓人不同，他沒有發言，也沒有發出任何信息表示贊同人們在維園集會。黎智英與鄒幸彤和何桂藍也有不同，黎「在這展現團結的集會完結後，便離開了[集會的人群]，而其他在場的人則出發慢步前往維園。」(裁決理由第26段)

聯想式的定罪

好了，黎智英出席了一個合法的集會，並沒有發言，點了蠟燭，然後就離開。這裏沒有任何可圈可點之處，是嗎？不是，按照胡雅文法官的裁決，黎須與其他人一同被定罪。

令整件事變成噩夢的，是胡雅文法官的邏輯。她裁定，由於黎智英「是一個知名的公眾人物，而他與支聯會的立場相近，也廣為人知」，而且因為在記者會上，他被「攝影師和記者圍着和追訪」，故此他的現身，已構成一個煽惑他人出席集會的行動。(第95-97段)

換句話說，在一個集會上，有其他人涉嫌發言煽惑他人作出不法行為，而黎智英作為一個支持民主政治理念的名人，有人決定追訪和拍攝他，黎就是「蓄意號召他人支持和把公眾目光聚焦在其後的未經批准集結。」(第97段)

如果你認為這邏輯有不妥之處，那麼你就不孤單了，因為不只是你一個人這樣想。事實上，這裁決在法律上，是明顯地、奸狡地出錯。

思想和行為﹕法律上的煽惑

英式普通法仍在香港實施。任何一個刑事法的第一年學生也可告訴你，煽惑是必須通過一個實質的「訊息傳達」。關於這點，早於1873年的 R v. Banks 是一個基礎的案例。在該案，一名女子因把一封信寄往一個可能是殺手的人，而被控煽惑他人謀殺她的孩子。當時，法庭裁定由於有關訊息於到達收件人之前已被截住，故此，案中沒有「訊息傳達」，而該女子也沒有煽惑 (只有企圖煽惑)。

其後，不同案例擴闊了煽惑法例下「訊息傳達」的定義。它可以是「提議、建議、要求、勉勵、示意、辯論、勸說、利誘、驅使或誘發貪念」等等的行為 (S v Mkosiyana [1966] 4 SA 655, 658)。這定義包括了頗為廣闊的可能性，但無論從那個角度看，也不包括純粹出席別人作出煽惑的場合。

胡雅文法官清楚知悉「訊息傳達」這要求，因為她着力地指出李卓人的講詞包括了一個口述要求，即呼籲他人來到維多利亞公園 (雖然新聞報導沒有指出它包括這樣的呼籲，而胡雅文法官引用的部分也並非定論)，但她同時承認黎智英只是當日記者招待會「人群聚集」的其中一人。(第99、104段)

在這裏我要引用少少拉丁文，不過都希望你能繼續看下去。幾乎所有普通法的罪行都須要控方證明兩樣東西﹕「犯罪意圖」 (mens rea) 和「犯罪行為」 (actus reus)。「犯罪行為」是實質的行為或不作為，例如拿走價值10元的香蕉而不付錢，而「犯罪意圖」則是認知或用意，如意圖拿走價值10元的香蕉時知悉它值10元。如果你拿走價值10元的香蕉，但錯誤地又真誠地相信它是在免費的貨架，那麼你就沒有「犯罪意圖」，而你也沒有犯下罪行。如果你望着價值10元的香蕉並正在盤算要拿走它，但在你行動之前突然有人把它取走，那你也沒有「犯罪行為」，故此也沒有犯罪。「犯罪意圖」和「犯罪行為」，兩者如果欠缺其一，被告也必須被裁定無罪。

煽惑罪的「犯罪行為」是向別人傳達訊息，而「犯罪意圖」則是意圖去導致別人去犯下相關的罪行。胡雅文法官把黎智英定罪的每一個理據，都可分別界定為「犯罪意圖」，或是其他人的──而不是黎智英的──「犯罪行為」﹕

l  黎智英作為「一個知名的公眾人物，而他與支聯會的立場相近，也廣為人知」，而他選擇了出席記者招待會──這是黎的「犯罪意圖」。(第95段)

l  黎智英的身份吸引了「攝影師和記者」的注意──這是其他人的「犯罪行為」。(第97段)

l  李卓人演講時，黎智英與其他社運人士及傳媒站在一旁──這是其他人的「犯罪行為」。(第99段)

l  在6月4日晚上，當該未經批准集結完結以後，黎智英表示他「因眾多市民出席集會而感到鼓舞和啟發」──這是黎的「犯罪意圖」。(第98段) 

或許黎智英點起燭光也算是「犯罪行為」？胡雅文法官在裁決理由中並沒有指出這點，也沒有把這行為與煽惑聯繫起來。這是一個在合法集會的一個合法行為。這行為如果有甚麼影響，也只是鼓勵別人當晚不要到維園，而要像黎智英和其他人一樣，合法地在其他地方點起燭光。

裁決理由提及的證據中，唯一一個稍為接近正式的「犯罪行為」的，就是黎智英在集會幾天前所做的一個專訪。當時，他說如果有人不被 [警方] 嚇倒，就應該繼續悼念，不論「是用你自己的方法或是在維園。」但胡雅文法官只把該專訪用作黎智英「犯罪意圖」的證據，即「顯示出他出席 [記者招待會] 的原因」，而不界定為構成煽惑的「訊息傳達」。這可能是因為黎智英做該專訪的時候，支聯會尚未決定應否就公眾集會申請上訴。

沒有行為，就沒有罪行

沒有人質疑黎智英所參與的集會是否真的獲得相關公眾集會條例的批准。沒有人質疑黎智英在記者招待會上是否真的沉默。沒有人質疑黎智英點燃蠟燭是否真的合法。沒有人質疑黎智英是否真的沒有與其他人遊行至維園的涉嫌非法集會。

但是，胡雅文法官卻裁定，只因一個支持香港民主發展的名人出席了一個活動，他就「煽惑」了一個未經批准集結。胡官完全沒有意識到，所有有理智的人，會如何評價她的裁決。

反烏托邦的文學作品中，有一個字，可貼切形容一些單憑「犯罪意圖」來定罪的罪行﹕思想罪行(thoughtcrime)。

當人們向你表現出他們的本相是如何的時候，你就要相信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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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支持者P為文章作翻譯。

1月5日，裁判官陳慧敏裁定民運人士和大律師鄒幸彤罪名成立。鄒幸彤被控煽惑他人參與2021年6月4日一個被禁止的六四集會。陳官把鄒幸彤判監15個月 (其中5個月同期執行)──對一個相信是鼓勵人們在公園和平集會的行動來說，這是一個極長的刑期。1

鄒幸彤親自應訊，並就一連串的法律及事實提出了理據，但我想在這篇文章集中討論陳官裁決中一個令人困擾的部分﹕她對幾個可為鄒幸彤開脫罪責的事實 (exculpatory facts) 作出明顯錯誤的陳述。陳官聲稱警察對鄒幸彤作出拘捕，是基於一篇文章，但他們當時根本不知悉該篇的文章，而且她略去一個涉嫌呼籲他人參與未經批准集會的社交媒體帖文──這是案中關鍵的一段網上文字──其中那些可為鄒幸彤開脫罪責的部分。

陳官歪曲事實，究其所以，是一種不惜任何代價以求定罪的心態所引致的結果。可悲的是，有不少司法人員已被這種心態感染。不但如此，這裏還有強而有力的證據可證明陳官行為失當的另一個可能動機﹕就是隱瞞香港警察非法逮捕鄒幸彤的事實，以袒護他們。

首先，一些背景

我在之前的一個帖子已介紹過，鄒幸彤的組織名為「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簡稱「支聯會」，是天安門六四鎮壓之後不久成立的組織，旨在保存1989年學生運動的記憶，以及提倡中國的民主。自1990年以後，每年6月4日的鎮壓週年日，支聯會都會在香港維多利亞公園舉行燭光晚會，而每年都有數以萬計的人參與。這是一個長久以來廣被認可的香港傳統，也是這個城市行使公民自由一個令人自豪的例子。

2020年，在政府持續鎮壓香港社會之時，警察首次拒絕批准維園晚會。雖然支聯會已提交關於社交距離的詳細建議，但警察仍以新冠病毒為理由拒絕。不過，人群照樣去到維多利亞公園並燃點燭光，之後多名領袖 (包括鄒幸彤) 就因涉嫌煽惑他人集會而被控和定罪──然而如我之前所說，至少部分判罪是錯誤的。

2021年，警察連續第二年以新冠病毒為由，再次拒絕批准燭光晚會。這次，他們不容有失。在6月4日的早上，警察在鄒幸彤辦公室附近拘捕她，然後在晚上出動數百名警員到維多利亞公園。當晚在維園，不論合法與否，都沒有晚會舉行。

之後的數個月，支聯會被關閉，它的領袖在沒有審訊的情況下被監禁，而且所有悼念天安門受害者的公開紀念物品也被移除。可以肯定的說，今年6月也不會有晚會舉行。

對鄒幸彤的提控

鄒幸彤於2021年被控的煽惑罪，是基於她發表的兩篇文章﹕2021年5月29日在警方否決支聯會公眾集會申請之後於Facebook 和 Twitter 發表的帖文，以及她於2021年6月4日在本地報章《明報》寫的一篇評論。

在5月29日的社交媒體帖文，鄒幸彤寫道﹕「政府能禁止一個場地裡的聚集，不能禁止香港每個角落亮起燭光。」這段文字再清楚不過地顯示，鄒幸彤只是在鼓勵人們，無論在那裏，都要合法地燃點燭光，而不必在維園聚集。

相比之下，《明報》6月4日的評論就較為不明確的。它沒有鼓勵人們在香港每個角落點起燭光的字句。文章大量篇幅講及的，是維多利亞公園對每年燭光晚會的重要性。鄒幸彤結語道﹕「今晚八點，希望見到你的燭光。」

作為煽惑罪行的理據，《明報》的文章肯定比5月29日的社交媒體帖文較佳，但由於控方必須在無合理疑點的情況下證明被告的意圖，故此《明報》的文章也並非強而有力的理據。不過，裁判官陳慧敏卻裁定兩篇文章皆構成煽惑。

為何如此裁決？為何不把入罪的理據限於《明報》6月4日的文章，並同時排除5月29日的帖文，以至少維持表面的公信力？部分原因是，近月很多裁判官和區域法院法官都已喪失了作出精確裁決的意志──這些司法人員不單止就案件作出對控方有利的裁決，就連案中每一個事實和法律要點，也要作出對控方有利的裁斷。

但這裏可能還有另外一個原因﹕警方拘捕鄒幸彤，是純粹基於5月29日的社交媒體帖文，他們當時並不知悉《明報》的文章。由於該些帖文明顯地可為鄒幸彤開脫罪責，所以如果只把6月4日的文章裁定為構成煽惑，警方就會因非法逮捕鄒而被牽連。

在香港，警方的「預防性拘留」是不合法的

如果沒有合理的因由認為某人已經犯下罪行，警方只有非常有限的權力去拘留某人。根據《警隊條例》第54條，如果某人在公眾地方行為可疑，警方可把該人扣留，而扣留的時間不能過長，只可是警方查究有否罪行發生和進行搜查所需要的時間。警方不能進行所謂的「預防性拘留」，即如果警方相信某人會於稍後時間犯罪，也不能預先把該人扣留直到可能案發時間過去。

如果警方把鄒幸彤逮捕，是旨在預防她參與一個未經批准的集會，而不是因為他們有合理的因由認為她已經犯下罪行，那麼，該逮捕就是不合法。

當警方拘捕鄒幸彤時，根本不知悉《明報》6月4日的文章

《明報》有一個方便讀者的習慣，就是把文章上傳的時間印在文章標題的旁邊。你可在下面看到，鄒幸彤的文章是於6月4日上午9時上傳的。

但鄒幸彤在更早之前已經被捕。早於上午8時19分，已有新聞報導她已被捕﹕

法新社的蘇昕琪在6月4日那時正與鄒幸彤在一起，她能更準確地指出逮捕的時間﹕大約上午7時40分，即《明報》文章上線之前的80分鐘。

到底當時警方是否已經知悉《明報》的文章，所以就該篇文章進行拘捕？不是這樣﹕在中午的新聞發佈會，警方仍然聲稱出了問題的只是鄒的帖文﹕高級警司羅國凱當時指出，「[鄒幸彤和另外一名被捕者]被發現利用自己的社交媒體賬號宣傳或宣揚一個已被警方禁止的公眾集會。」他沒有提及任何報張的文章。

《明報》的紙版於清晨已印列，當時警方會否已經看到了該篇文章？可能性很低。就算《明報》的紙版於逮捕前已公開發售，警方那時還未察覺到那篇文章。高級警司羅國凱當日稍後時間的聲明清楚顯示，他們審查的只是網上的內容，而網上的社交媒體帖文是逮捕的唯一原因。

所以警方自己承認，逮捕鄒幸彤唯一的原因，是那5月29日無傷大雅的帖文。在那帖文中，鄒明確地呼籲人們在城市各處──而非在維園──點起燭光。

裁判官陳慧敏歪曲事實

如果裁判官陳慧敏的意圖是要袒護警方，以免他們受到不法行為的指控，那麼她有兩個選擇﹕一是錯誤地裁定5月29日的社交媒體帖文的確構成煽惑，即使它的內容正正與此相反；二是錯誤地裁定警方早於拘捕鄒幸彤之前已看到《明報》6月4日的文章。陳官最終決定兩者皆選。

曲解了拘捕的時序

在她的裁決第52段，陳官指出鄒幸彤的被捕並非旨在防止她參與集會，而是「涉案的煽惑行為最遲在2021年6月4日在報章上發表文章便已完成，即她在罪行完成後才被捕。」陳官在第56段總結道﹕「本席認為警方 [在《明報》刊登文章以後] 盡快於2021年6月4日執行拘捕被告人的行動是必須和正確的決定。」

當然，以上所述的時序和警方就拘捕所發的聲明，足以直接否定陳官這說法。

略去在5月29日的社交媒體帖文中，可為鄒幸彤開脫罪責的文字

在她的裁決第64段，陳官提供了一個列表，聲稱表內列出了鄒幸彤5月29日帖文中所有相關的句子。我做了另外一個列表，並把陳官的列表放在左邊，而我把自己翻譯的整個原裝帖文放在右邊。在這個版本，我特別把陳官略去的部分用顏色標示出來﹕

這是明顯的欺騙。裁判官陳慧敏完全略去可為鄒幸彤開脫罪責的文字，即是邀請人們在「香港每個角落」──而非在維多利亞公園一個不獲批准的集會──亮起燭光。其他略去的部分也有問題。在帖文第二句，鄒幸彤指出支聯會不會主辦維園的晚會。鄒幸彤也強調，她只是以個人名義表示她自己將會點起燭光。可是，不知怎的，陳官卻認為這些重要的文字無關重要，甚至把它們刪去。

陳官利用她不完整的版本，裁定那些帖文，如《明報》的文章一樣，構成煽惑。基於這個裁斷，陳官在裁決理由書的第67段，直接指出帖文中並沒有提及在「任何地點點起燭光」。可是，原文的確有清楚講及這一點。

裁判官行為失當的理由

這把我們帶到6月4日鄒幸彤被捕的早上。如果陳官能呈現事實的真相，而非把它們扭曲，那麼它們就會無可爭辯地顯示出，警方在拘捕鄒幸彤的一刻，其實是沒有理據的。警方因為社交媒體帖文而作出拘捕，而在帖文中，鄒很清晰地指出人們應當在香港每個角落──而非在維多利亞公園──亮起燭光。當時警方對《明報》的文章並不知情，那篇文章只是他們後來加上去，而最終成了對鄒指控的一部分。 (雖然那只是很薄弱的證據，但也可至少足以引起警方的懷疑，而進行拘留和問話。)

對於警方當時為何拘捕鄒幸彤，唯一的解釋，就是那是一個非法的、內地模式的預防性拘留，即是預計將會有政治事件發生，故此事先把一個「製造事端的人」扣留。

只要裁判官陳慧敏因着非法逮捕而撤銷控罪，她便可以好好地履行她的職責。可是，她卻選擇了扭曲證據，以達致警方和律政司想要她達到的審訊結果。

香港司法的現況是令人擔憂的

或許最可悲的是，裁判官扭曲證據以求入罪和掩飾非法逮捕，在2022年的香港，並非一件很出奇的事情。

一件審訊尾聲時發生的軼事，可以顯示出像陳慧敏這樣的裁判官，和生命因他們的決定而受到沖擊的被告，兩者之間的鴻溝是何等的大。當時，鄒幸彤告訴陳官，雖然她正因國安法的指控而被拘留並不能保釋，但她會準備及陳述她自己的證供。陳官隨即問她在獄中可不可以上網，引得旁聽席上的人哄堂大笑。

裁判官對監獄那惡劣的狀況表現無知，但卻經常把不同被告判處監禁，要他們在監獄中渡過經年的人生。說真的，這不是一件可笑的事情。這事例顯示出香港有太多太多裁判官和法官，無論事實如何或證據是否足夠，都要不惜任何代價以求定罪。一個個在他們面前出現的人，在判刑之後所要承受的後果，和在獄中所要經歷的苦難，對他們這些司法人員來說，都無關痛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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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 Samuel！我們從新聞中見過你。你有沒有什麼需要？」

這是 Jason1 對我說的第一句話，他是一個二十歲出頭的政治犯，現被還押於荔枝角收押所──香港一個名稱頗有誤導性的監獄。在2021年6月，為了一宗我沒有犯過的罪，我被定罪並判處監禁四個半月，首三個星期就在那裏渡過。

在監倉頭二天，懲教職員把我獨自囚禁在醫療室，我當時連一本可以打發時間的書也沒有，更遑論有人可以傾談。當時我與所有我所關心的人和事物隔絕，而且那出乎意料的判罪，仍使我震驚不已。那兩天，是我一生中最糟糕的日子。

第三天，當我已很疲倦和沮喪的時候，他們終於把我帶到「探訪等候室」。那是一間大的監倉，囚犯在那裏等候與親友十五分鐘會面的機會。Jason 在等候室的另一邊看到我，就走過來，帶我到他那邊。在那裏，他和他的朋友向我介紹自己。

Jason 說他看得出我當時的狀態並不理想，而他好清楚原因。他說﹕「初進來這裏是十分難捱的。」他的朋友也同意。他們都曾經歷過這階段。

荔枝角收押所的官方用途是一個臨時拘留設施，用以收留還押囚犯、等候上訴的囚犯，和其他案件還未完結的人士。但最近，它已變成很多因政治原因而被拘捕人士的長期居所。他們都因為不獲批保釋，而須還押候訊。2

Jason 和他的朋友大都是二十歲出頭，但現在人生遭到挫折的大學生。這些小孩子──我很難不當他們做小孩子──大都因國家安全罪名而被囚禁，並且有可能面對數以十年計的監禁刑期。

在我完成獨自囚禁的第一天，便受到一個陌生人的慈愛關心，我實在感激不盡。當懲教職員叫我離開等候室的時候，Jason 向我提出要求﹕「不如我們交換號碼。」

他問我的當然不是電話號碼。囚犯的編號是重要的資料，用以聯絡其他囚犯。還押囚犯有一個七位數字的編號，最後兩個數字是他們進入監獄的年分。

Jason 把他的編號交給我，編號最後的數字是「20」。

「你已還押了一年？」我問。

「對。」

「那你會於何時進行審訊？」

「我不知道。」他解釋道﹕「我有時要上法庭，而控方只要求多點時間去準備他們對我的指控。」

「你是指多點時間去準備審訊嗎？」

「不，是準備他們對我的指控。」

雖然被囚禁了一年，但還未有人告知這年輕人涉嫌所犯的罪行，詳情究竟是怎樣。後來我才知道，當日很多我在等候室遇見的人也不知道他們控罪的詳情。

雖然他們的處境駭人聽聞，但他們當日和之後每一次見到我之時所關心的，都只是我的情況，和可以做什麼去幫助我。我們給我書本，也幫我在監獄之外徵集筆友。雖然他們的人生旅途黑雲滿佈，但他們每一刻都不斷為尚可抓得住的喜樂而奮鬥，並且確保如果我願意，我也可以分享那份喜樂。

Jason 和他的朋友定意不去放棄他們的人道精神。在那房間，他們為自己創造了一個社群、一個支援網絡，而他們用盡了每一份氣力去緊守着它。

現在，我已在監獄之外，但他們仍在牆內受煎熬，審訊看來還是遙遙無期。我很少有一天不在腦海中想着他們的臉孔，也同時為這個殘酷的無限期審前拘留制度──這個偷走他們最美好年華的制度──哀慟不已。

沒有定罪而遭受懲罰不是一個漏洞，而是一個功能

在2020年6月之前，香港的法律給予被告一個可以獲准保釋的推定。法庭只可以在「有實質理由相信」被控人會在保釋期間棄保潛逃、犯另一宗罪、或妨礙司法公正的情況下才可不准保釋。《刑事訴訟程序條例》第9D條和第9G條寫明了這個權利。

其實所有普通法系統都有這個推定，原因明顯不過﹕根據《基本法》第87條，被告在判罪之前均假定無罪，而我們不會懲罰無罪的人，無故把他們監禁直至他們應訊之日。

但是《港區國安法》改變了這規則。根據國安法第42條，獲准保釋的推定已被取代。現在的推定是犯國安法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得准予保釋，「除非法官有充足理由相信其不會繼續實施危害國家安全行為。」

這條文構成了一個問題﹕如果被告在判罪之前均推定無罪，那麼又怎能推定他們在審訊前先受懲罪？

這背後的原因就是他們已不再實質上被假定為無罪。雖然國安法第5條宣稱秉持無罪推定原則，但第42條的保釋規定清楚指出未被定罪的被告會被推定為有罪﹕要獲准保釋，法官必須信納被告「不會繼續實施危害國家安全行為。」一個人又怎能「不會繼續」去做一件他本來被認為沒有做過的一件事情？如果想有機會獲准保釋，一個國安法被告的律師必須要在開始爭辯時，假定其當事人有罪。

只要明白到國安法反轉了無罪推定的意思，以及它聲稱持守《基本法》和其他權利的條文都不外乎是漂亮話，我們就較容易理解到為何這麼多人都如 Jason 一樣，在無限期的拘留中受煎熬。

「法庭應該訂立及執行嚴格的時間表...」

本來，我們期望國安法剝奪保釋和其他權利的新規定只限於該法律訂明的四類罪行，即分裂國家、顛覆國家政權、組織及實施恐怖活動，和勾結境外勢力。但上月，終審法院在香港特別行政區訴伍巧怡案中裁定，如果被告被控以任何其他「危害國家安全」的罪名，法庭也必須否定這些權利。這些罪行包括煽動和叛國，而所牽涉到的法律都是英國殖民地時代已訂立的。如果政府認為其他關於政治和言論的罪行(如非法集結)會影響到國家安全的話，則這些新規定也有可能申延至相關的法例。3

那繩圈變得越來越緊。

雖然如此，但法庭判詞的最後部分也流露了一絲理性和同理心。在最後一段──像是完成判詞後才想起要加上去的一段──法庭寫道﹕

在各方全力合作之下，裁判官及法官應該主動地找出方法，盡快審理國安法的相關事宜，而該等方法當然要保障公義。當被還押的人被審前拘留持續一段長時間，法庭就應該主動管理案件及監察進度，而非讓案中各方主導。法庭應該訂立及執行嚴格的時間表，並應該在時刻與公平審訊相符的情況下，審視有否一些既定程序步驟，在恰當理解下，可以免除、重新排序、修訂、拆分、或同步進行，以避免延遲及浪費精力。

我感到高興的是，終審法院至少察覺到無限期拘留的存在。不過，作為香港的最高法院，卻用上這麼多「應該」，是一件不尋常的事。終審法院的主要職責不是要指示下級法院必須──而非應該──根據法律做某一件事情嗎？為何這麼克制？

事實上，當被告的權利被侵犯以致受損，法庭就有責任裁定濫用法律程序並剔除相關控罪，或至少懲罰控方。

這補救方法在香港行之有效，並載於《高等法院規則》第18號命令第19條規則。在2011年的一宗案件，Liquidator of Wing Fai Construction Co Ltd v. Yip Kwong Robert & Ors，終審法院(即審理伍巧怡保釋案的同一個法院)就指出，雖然要有高門檻才可因濫用審訊延期而剔除案件，但就確認如果被告受到不公平的損害，那麼濫用法律程序而導致的延期的確可以成為剔除控罪的理由﹕

濫用程序可以以多種方式呈現... 如果過份和沒有理據的延期，導致公平審訊很大機會不能進行，這就可能是以最確實的方式損害被告。另外有其他方式的損害，如因擔心聆訊而引致的過份焦慮。另一方式的損害，可能是候審期間的臨時禁制令…。在這些情況，不適當的延期可能會令損害加深。

如果單憑被告的過份焦慮，或一個只限制被告進行某種行為的禁制令，也足以構成損害而導致案件被駁回，那麼把未經定罪的被告長年囚禁在監獄，而控方同時間拒絶為審訊而準備最基本的指控和證據，也應足以構成濫用程序，和造成足夠的損害，令法庭剔除控罪。

但是，在上個月的伍巧怡案，終審法院指示了下級法院於未經審訊的情況下囚禁被告，但對於審前拘留長得令人震驚的年期，終審法院最多只是寫了的一個內容懦弱的段落，與只是說﹕「我們認為下級法院應該快手一點」無異。

政府真正的目的是要令到法院變得無關重要

就算現在，即是我遇見他們之後的六個多月，也沒有一個我在荔枝角認識的國安法還押囚犯經已接受審訊，而且他們會於2022年接受審訊的機會也很渺茫。在一個又一個的法庭聆訊，律政司只是說他們還未準備好審訊，於是又定下一個新的日子再「提堂」。然後同一個程序重複又重複，直到永遠。

同一時間，律政司也爭取不讓每一個在國安法之下被控的人獲准保釋，並於有需要時重複上訴，直至得到心儀的結果為止。而在大多數案件，北京指定的特別「國安法官」也甘心樂意拋棄所有先例，和同意把被告囚禁。

這些囚犯並非恐怖份子或使用暴力的罪犯。他們是像 Jason 一樣的學生，或是政客、記者，和其他社會上的普通人。他們大部分遭到控告，不外乎是基於他們的示威標語、以支持民主的政綱參與公職選舉，或加入支持香港多點自治的群組。他們大部分都沒有任何可能會在保釋期間對公眾構成危險。

政府肯定知道這些被告不會構成危險。那為何反對保釋？有以下兩個原因。

第一，不准保釋是一個大規模行動的一部分，旨在把法庭邊緣化，並把訂立法律權限的權力轉移至警方。傳統上，法庭負責決定是否定罪，即是否執行懲處 。但現在，被告踏進法庭之前已可對他們進行懲處，更不用說面對審訊。當他們已經接受了經年懲罪的時候，法庭會否把他們定罪，或會否有一個審訊，已變得無關重要。

這個方法早已在內地用得爐火純青。現在政府用這方法，就可以保證北京能通過在警隊的代理人，去為甚麼是罪行和誰是罪犯作最終定奪。

第二，越來越清楚的是，長期的審前拘留，會令政府完全避開大部分案件的審訊。因着不信任香港的法庭和自由報導法庭新聞的傳媒，政府寧願避開對這些富政治性的被告進行審訊。所以，政府向內地取經，學習了他們慣用的方法之後，就試圖把這些無辜的人囚禁，而監禁的年期長得足以令他們崩潰，最後他們就會承認控罪。

這個策略是有效的。很多政治領袖在2021年1月被捕，他們只是因參選以求擊敗建制派，而被控干犯顛覆國家政權罪。根據消息，他們很多人都在經過一年的審前拘留之後決定承認控罪，這消息正預示着一些未來會發生的事情。有報導也指更多國安法的被告同樣正在考慮承認控罪。

當有濫用延期而導致長期審前拘留，終審法院就必須剔除相關控罪

雖然國安法相對於基本法及香港的國際條約責任是有不可化解的矛盾，但終審法院已清楚表明它不願意扔掉國安法。終審法院作為香港的最高法院，有其權威，卻只在伍巧怡案表達極為軟弱的關注。 不過，縱使如此，法庭表達了關注，已顯示出它至少對這大規模的長時間拘留覺得困擾。或許法官們更想履行他們的職責，並開始在有濫用程序的案件剔除相關控罪──如果他們多一點勇氣的話。

終審法院的法官和下級法院的法官經常為囚犯判刑，但對於那些囚犯所要面對的現實，他們或許都過份地脫了節。例如，在最近的一宗案件，一名社運人士在無律師代表下自辯，裁判官卻表示她以為該名社運人士可在審前拘留期間在監倉內「上網」去準備辯詞。這顯示她在她的職業生涯中，甚少考慮到當被告離開法庭之後，會有甚麼事情發生在他們身上。

所以我想在這裏向終審法院的法官們提出一個小小的建議﹕去荔枝角一趟。參觀一下。與那些未經審訊但已被拘禁的囚犯會一會面。與他們談談他們的生活、他們的經歷。想像一下，如果你孩子的憲法權利遭到如此隨意漠視，你會有甚麼感覺？

或許如果法官被迫去見一見那些在他們眼皮底下被無限期拘留的人，他們就會開始努力點去理解那些被摧毀了的人生，而這些人落入如此境況，只因他們不願意站起來去保衛被告的權利。理解過之後，或許他們會開始鼓起多一點勇氣去捍衛法律。

當然，我們都知道這沒有甚麼可能發生。雖然比起很多下級法院，終審法院對法律和事實沒有展現出同樣程度的蔑視，但它還是欠缺了足夠勇氣去捍衛法律權利──可能故意不去想太多那些因而受到傷害的人，晚上會睡得好一點。

***

至於 Jason，他最近已回到法庭。在聆訊時，Jason 的律師向法官表示，在囚禁18個月以後，他的當事人決定在下一次聆訊時承認控罪。

最後，即使最耀眼的火也會燃燒殆盡。